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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乘硬板火车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书一出车站，汽车就把他接到了京西宾馆。现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车，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拥来拥去，不知道怎么走，往哪里走。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叫做“太阳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务员问了许多事，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国务院工作，“负很大责任”的。还告诉了侯贵卿办公室的电话。

张敬怀觉得：这不是“小圣子”吗？找到他，也许会有些用处的。这个侯贵卿小名叫“大圣”。

侯贵卿，好像有当官的遗传基因。从小学到高中，每一个年级，都当班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接受了贫下中农一段“再教育”，从乡下参军，然后提干，接着是科长、处长、到局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已经成为副部级的什么主任了。

这天晚上，张敬怀居然打通了侯贵卿家里的电话。

“你是谁呀？”张敬怀问。

“我是侯贵卿。”

“你爸爸在吗？”

“不在。你是谁？”

“我是张敬怀，你爸爸的老战友。你是’　小圣子‘　吧？”

“什么’　小圣子‘　？我是侯贵卿。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　太阳升‘　旅社。”

“哦，’　太阳升‘　旅社……”对方稍加停顿，“你有事吗？”

“我没有什么事。”张敬怀略作思索，说“也算有事，我的问题，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你爸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视察……。”

“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么……我和你谈谈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里好吗？”张敬怀对自己的低三下四有些脸红，我怎么向一个小孩子求情似的讲话呢？但是，找他谈一次也许能听到点什么有关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情况。

对方又略作停顿：“有事……咱们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动。

后天吧，到我的办公室谈。”

张敬怀觉得，按他目前的情况，在家里像聊天似的谈话比较轻松，便说：“在家里谈话好。”

“还是在办公室谈吧。我办公室的地址是……”他讲了地址，就把电话放下了。

张敬怀觉得十分不快，在办公室谈话，有“公事公办”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宾馆，这位“小圣子”一定主动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个小旅社，对方就猜到他目前的处境了……世态炎凉，这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