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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受了伤，大家缓缓撤回国道，发现路边已经横七竖八坐着很多浑身是血的同伴，多数都是被抓伤、砸伤，还有很多头上缠着绷带的，每个人都是一脸悲愤。我和阿轩搀着小胖，几个抬着担架的人过来把他接上开往医院的警车。这时候分局的人过来登记大家的受伤情况，大家都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怪他们没有提前通知我们采取防护措施。

也许是有关部门这才意识到事态的棘手性，大批的防暴警察乘着几辆“依维柯”赶来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防暴警察，清一色的黑色头盔在路灯下看着亮裎裎的，黑皮靴，个个手拿盾牌，腰间挂着匕首和警棍，和上一次在F国领事馆门口的装束完全不一样。

指挥官简单交待了一下任务，所有警察一声大喊：“明白了！”接着就列着方阵往村子里面开，皮靴打在地上夸夸作响。我们先是又羡慕又佩服地看着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正警察的样子，后来才意识到还有三个同学没回来，也许已经被扣在村子里面，于是我们受了轻伤的几十个人也跟着队伍往村子里头冲，心想不管这次事件对错在谁，怎么着也要把被困的兄弟们先解救出来。

再次冲进村子，到处都是迎面飞来的砖头和石块，又有人被打伤，打人者也很快被防暴警察拉出来，反铐上押到外面。几个同学很快被找到了，他们倒在一个粪池旁，浑身是伤。

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路边休整，分局的同志给大家发了矿泉水和面包。我们无精打采地盘腿坐在国道上，一口气把水喝干，把面包垫在帽子里，因为很怕再冲进去面对漫天飞过来的红砖……

回到寝室，和大胖、大飞等人说了当晚的情形，大家半天沉默不语。

第二天，我们向教官请好假，去医院探望了小胖，他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头部只是被打破了点皮。

几天后，派出所来找小胖做笔录，据说打他的人被抓住了，打算告那人涉嫌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小胖什么也没说。

多年后，寝室的兄弟再次相聚时我们仍好讨论那个夜晚，大家都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看到《南方周末》里提到的那些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也会愤愤不平，时常把人文终极关怀挂在嘴边，可是为什么在那个夜晚，我们会向我们平素关注的那些弱者抡起拳头和警棍呢，难道正当防卫和职务需要就能作为辩解的理由吗？面对本来是非法移民的人们的要求，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和缓的解决之道？移民们为什么不尝试以行政救济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游行和暴力？

我们费解，又仿佛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得解。

二○○二年，再次经过当年的小夏村时，那里已经起了一片高楼，旁边是正兴土木的高尔夫球场和大型赛马场，来去匆匆的游人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三年前的某个喧嚣的夜晚，一群年轻人在这里经历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新训班宣布解散，我们按事先拟好的名单被分配到市公安局的各个部门：

大胖被分往安康医院，据说是去管理那些俗称“武疯子”的精神病患者。

二胖在江南分局派出所刑警队做内勤。

小胖去了技侦部门，做了一段时间外线跟踪员后改在机房工作，维护一百多台计算机的运作，他的梦想得以超标实现。

早早被分在江北分局看守所，担任管教干部。

阿轩被分入北岸交警大队，正式成为了他心目中的二流警察，每天站在全市最繁华的路口指挥交通。

我和阿理光荣地成为了防暴警察，他被分在市局防暴支队第一大队，我被分在第八大队。和我们同命运的还有这一批六十多个兄弟。

只有大飞的分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他进入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公安宣传工作。

分配名单宣布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