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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不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这不是，布尔布特政权终于成了昙花一现的短命政权，柬埔寨的老百姓，最终还是拥护佛教徒的西哈努克嘛。”

“是啊。”吴永刚很感慨地接着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所必然要爆发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遗憾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偏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俄国，而中国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两个国家中的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内，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还十分浓厚。有许多做法，尽管标榜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其实质却是封建主义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看就是封建主义加法西斯主义所产的畸形儿。这些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带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也就越大。……”

说到这里，坐在昭维左侧的一个中年男子接口说：

“你们中国，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是统一的，有几百万强大的军队，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总算在最最紧急的节骨眼儿上来一个急刹车，终止了运动，挽救了国家人民，也挽救了政党。吴先生既然是从云南逃出来的，云南的国境线紧挨着缅甸，是不是听说过还没有取得执政党地位的缅甸共产党也学习中国的做法，在他们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整个根据地、整个政党都覆灭的故事？”

吴永刚苦笑一声说：

“1950年以后，从云南偷越国境到缅甸、泰国、老挝的人很多，有说好几万的，也有说好几十万的。这些人，有的是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人，在中国大陆无法生活下去才不得不冒死外逃的，我当然属于冒死外逃的那一类。有的人是受到当时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思潮的鼓动，到缅甸、老挝这些国家去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去与政府军作战，去参与‘解放全人类运动’的。这些人当然都是干部或者工人子弟。当时的知青虽然读书不多，也无书可读，不过却奇怪地流传着许多手抄本。大都是小说，甚至是黄色的小说。但其中也有一本叫做《格瓦纳①日记》的，被许多人传抄或者印成油印本流传。这是一本颇具煽动力的书，鼓动青年学生参与游击战，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求得全人类的解放，最终求得自己的解放。插队知青中，有许多人在当红卫兵期间就是叱吒风云的‘小闯将’，自称革命立场坚定，还自以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指挥作战才能，有的还曾经在打砸抢和武斗中大显身手过。曾几何时，他们的威风没有了，却被打发到边疆来‘修理地球’，精神状态本来就很不平衡。他们完全相信只要让他参与革命，就一定能够成长为革命领袖。只可惜，刚当了几天红卫兵，还没真正上战场打仗呢，就偃旗息鼓了。因此他们对格瓦纳所说的话特别听得进去。再加上边境对面就是缅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根据地，于是就成群结队地越过边界投奔缅共了。只是缅共打了几年游击战，没成什么气候，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连政党也消失了。那些梦想当革命领袖的知青没有当上将军，有的流落在他乡，有的连命也搭上了。我离开云南以后，没再听说他们的消息。听您刚才所说，似乎缅共的灭亡，也是因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致。如果您知道一些缅共之所以灭亡的原因，能不能跟我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