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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进外交学院以后，我告诫自己山外有山。这所大学里最不缺的就是状元，何况我这个状元多少有些误打误撞的成分。但在英语方面，我似乎没有任何障碍，这并不完全是自我感觉。比如，在大一、大二两年，我们的课程以英语为主，对我而言非常轻松。所有的问题，早在初中时期，就已经得到解决。大三以后，我主修的国际经济专业因为兴办不久，本校师资不足，于是聘请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授课。这一点令我占了莫大的“便宜”，因为老师所讲内容我在课堂上就能听得很明白，不必像其他同学一样，先录下来，回去以后再一边查字典一边慢慢消化。

我有一些同学，很想突击学好英语，对自己提出严格量化的要求，譬如每天吃几个馒头，背多少单词。我还听说有人在床头贴小纸条，以“超过芮成钢”自勉。我倒认为从理论上讲，能说好中文的人就能说好英语，否则就是方法问题。既然学语言的根本是学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式，就要把自己浸染在文化的环境里，要“生活和呼吸英语”。光拿出吃馒头的劲儿不行。

而我对某些以考研、出国、升职为名开办英语课的机构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甚至觉得是在利用国人学英语的热情误导他们。首先功利思想是学英语进程中的最大阻碍，不以兴趣为前提，就不可能深入持久地学习下去，一再刷新纪录的托福、GRE、雅思高分，背后却是综合应用能力的缺失。而且，因为大家都学会了应试，整体成绩水涨船高，想要从中脱颖而出变得更加困难，你并不能比过去更容易地获得留学资格。

关于兴趣在学习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功利思想所起到的反作用，我还可以引用一些其他领域的旁证。

一次我在荷兰遇见荷兰皇家艺术科学院的院长Robbert　Dijkgraaf，他很快就要赴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院长。作为举世瞩目的学术圣地，与这所研究院相关联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发明原子弹的奥本海默二战之后长期任院长职务；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哥德尔是终身研究员；电影《美丽心灵》的传主约翰·纳什（JohnNash）在这里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世纪的中国，华罗庚、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级的中国科学家都与这里发生过密切的联系。

对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非凡才能的学术研究者，这所成立近百年的了不起的机构为他们提供最优厚的待遇和最宽松自由的氛围。

Dijkgraaf院长告诉我，他们请来的科学家拥有全世界功能最好的大脑，但看起来个个神经兮兮，歇斯底里，研究院不给他们任何方向和指标上的压力，随便玩儿，绝对发散。往往就在“随便玩儿”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弄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发明创造。相反，如果给科学研究扣上功利主义的帽子，很难出现人类发展进程中突破性的成果，只顾完成五年计划、赶英超美的，谁还有心思坐在树下琢磨一个掉下来的苹果呢？

在荷兰，我还拜访了知名化工企业帝斯曼（DSM），他们的两个产品让我非常惊讶。一种是同等直径下强度超过钢材15倍的迪尼玛（Dyneema）聚乙烯纤维，用它制成拇指粗的缆绳，便可以在海上拉动万吨巨轮。另一种是完全不反光的玻璃，不仅不反光，也不反射任何能量，擦干净以后完全隐形。

帝斯曼有一个研发部门，公司每年拨给他们超过5000万欧元的预算，允许他们自主进行任何探索性试验，怎么折腾都可以。刚刚提到的两种产品，就是在这种思维不受禁锢的环境中被“偶然”发现。一个研究员家里买了几幅名画，用玻璃画框装裱起来，玻璃的反光总是很影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