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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东嬴公之围。但是没过多久,拓跋猗戦就病死了,随后鲜卑内乱不止,东嬴公无法再求得援军,在并州每况日下。
东嬴公勉力支持了两年。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也就是“八王之乱”落下帷幕的这个月,弹尽粮绝的东嬴公(当时已增封为东燕王)弃州而逃,从狭窄的井陉越过太行山向东逃窜,跟随他一起逃亡的有并州官民二万余户。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形成了一股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在西晋末年的北方抗击匈奴、羯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顽强。这股军事力量的名字十分悲壮凄惨,叫“乞活”。
接替东嬴公担任并州刺史的是刘琨,刘琨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初到晋阳赴任,他如此描述沿途所见并州之惨状:“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好容易到达晋阳,刘琨发现那里已是一遍废墟,“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三、劫乘舆
不提匈奴荼毒并州,且说洛阳。
成都王的政治生命自从逃离邺城之日起就已宣告结束,所以洛阳虽然有皇帝,有皇太弟,有诸多王侯,有三公九卿,发号施令的却是张方。张方的军队早已是臭名昭著,此番二进洛阳丝毫不改恶习,反而变本加厉。关中军城内城外四处扰民,搞得洛阳鸡飞狗跳,一片乌烟瘴气。
随着齐王、成都王等最强藩镇的没落,原本力量较弱的豫州都督范阳王、徐州都督东平王等人有了话语权,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范阳王看到张方在洛阳胡作非为,实在不像话,于是就与东平王司马楙、河南尹周馥联名上书,要求张方撤兵回关内。
说是上书给惠帝,实际是写给张方与河间王看的。范阳王棒打落水狗,将一切罪过都推诿成都王,说成都王“受重之后,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诐宜远,而谗说殄行”。言下之意就是说成都王能力不强、亲近小人、猜忌骨肉、听信谗说,导致天下大乱。
骂完成都王,范阳王又将河间王与张方夸了一通,说河间王“惇德允元,著于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说张方“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这一贬一褒之间,就将昔日成都王、河间王之间的联盟给忽视掉了,河间王由罪臣一跃而成为功臣。
客套话说完,忠奸褒贬的基调确定之后,范阳王转入实质性话题。他说,张方虽然是忠良,但是这人性格有点瑕疵,“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意思就是说张方有点固执,不会变通,本意是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导致“纷纭”。所谓“纷纭”是范阳王有意轻描淡写,意思就是“导致洛阳乱糟糟”,张方的所作所为何止“乱糟糟”,他的部下劫掠宫女、挖掘皇陵、光天化日里抢劫杀人,按《泰始律》张方全家死十次都不止。
范阳王认为,张方就是因为罪恶深重,怕遭秋后算账,所以才不敢撤兵回关中。范阳王安慰张方你放心的走吧,你不过就是强奸了一些宫女,挖开几个坟墓,杀几个草民搞点钱花花而已,“原其本事,实无深责”,再说回到关中有河间王给你撑腰,谁能把你怎么样?你快走吧。
劝完了张方,范阳王又开始劝河间王,内容是老调重提分陕而治,潼关以西河间王说了算,潼关以东河间王就不要过问了。
那么潼关以东谁说了算呢?范阳王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他只是很笼络的说,朝政方面可以交给司空东海王、司徒王戎等人,至于军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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