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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地势最高，二水远不相谋。禄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岭。”元代脱脱等所修《宋史·河渠志第七》东南诸水下云：“广西水灵渠源即漓水，在桂林兴安县之北，经县郭西南。其初乃秦史禄所凿，以下兵于南粤者。”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一云：“史禄其先越人，赘婿咸阳，禄任秦以史监郡。”看来，关于史禄的人生经历，后人所知的也不外乎这些了。

灵渠，史书中作“浮渠”或“灵渠”，据说因漓江又称灵河而得名。因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之水，又名“湘漓运河”。其穿越广西东北部兴安县境内，后人又称“兴安运河”。秦始皇为何在大军受挫后，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运河，这当然由中原与岭南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从历史记载看，秦时中原与岭南沟通有水、陆两路，但这两路对人行特别是运输都极其不便。就陆路而言，虽然不像唐代诗人李白所形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也是道路崎岖，险隘重重，人行尚可逾越险阻，一旦用于大规模的运输，则变得极其艰难和复杂，其难度绝不亚于蜀道之难。除陆路外，可通行的水路只有以下两条：其一是取道江西的赣江，运载物资到达大痰岭，然后以人力搬运逾岭，之后再通过祯水流域输向岭南地区；其二是取道湖南的湘水，到达五岭之下，以人力将物资搬运逾岭，然后再通过漓水流域输向岭南。

由以上水、陆两路的自然条件可以看出，要向岭南运输大量的战备物资是何等繁琐与艰难。在秦军征伐岭南之初，由于秦王朝有一定的战争准备，物资的运输与前方将士的需求矛盾尚不突出，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特别是遭到越人强有力的反击之后，前方军队的急需和后援物资运输缓慢的矛盾就变得尖锐和显著起来。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势必要增强后勤补给力量；而要增强后勤补给力量，仅仅靠增加人力是不够的，必须开辟一条较为畅通的路线方能达到彻底征服岭南的目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凿灵渠就成了当务之急了。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知道秦王朝为什么要选在兴安一带开凿灵渠，但可以想象的是，关于开辟中原通向岭南这条新通道的选址问题，秦始皇本人和他手下的众多臣僚们，一定是经过反复论证和再三斟酌才最后选定在兴安的。就其自然条件而言，运河开凿之前，在兴安县城附近，湘江有一小支流，发源于兴安城西南的拓园附近，叫双女井溪；滴江有一小支流，发源于兴安城北面的山谷，叫始安水。由始安水至双女井溪汇人湘江处，相距不足1　。5公里，不仅距离很近，而且两水的水位相差也不太大。两水之间只隔着一系列小土岭，即太史庙山、始安岭和排楼岭。这些土岭南北走向，宽度仅3习0至500米，相对高度20至30米。这样的自然条件就为开凿灵渠，引湘人漓创造了相对方便的条件。

纵贯湖南全省的湘江，发源于广西灵川县境内的海洋山，其山水流经兴安的湘江故道（也称海洋河），流人湘江北去；而美丽的漓江，发源于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的苗儿山，其山水南流人珠江。两江异源分流，一流向北，一流向南，相离而去。后人为“相离”两字加上三点水偏旁，以示湘漓两水背道面驰。当时，开凿灵渠的工程人员对兴安县附近的地形和水文情况作了详细考察后，选择了兴安县城东南两公里的分水塘（又称溪潭），作为筑坝分水的地点。就当时来说，这个选择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海洋河从源地流出，沿途流经砂页岩地段，河谷比较开阔，河床比降较大，至分水村附近，因海洋河垂直切穿鳌头岭和龙王庙山而进人平原，水流变缓，对筑堤断流极为有利。第二，这里处于湘江上游，水位较高，筑坝拦水之后，可把水位提高6米左右，使越过分水岭的渠道开凿工程大为节省。在分水塘附近筑坝分水、引湘人漓，后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