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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予以痛斥时，弘历极为愤怒地写道：“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但是，弘历宣称，近来因与汉人文化的接触，已使得很多满人因能在诗文上故作风雅而自得其乐，而这对于他们的品质是极为有害的。先时，满人虽“未经读书”，却懂得“尊君敬上之大义”。尽管孔门儒生亦通过诗书传学，但他们也将忠孝之道视为上德。如果读书只知“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则这种学问又有何用？弘历因而警告道，他将对数典忘祖的满人予以惩罚，并将严禁他们与汉人发生诗文上的应酬往来。如果要对弘历的警告发表评论，则可以说，这种警告也许确实对当时的朋党活动起了某种抑制作用，因为满汉官员之间的诗文应酬是文人结为朋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里所包含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谋叛与汉化是有关联的。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就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经精心加工后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应有的形象。这些品质不仅在作战中是致胜的因素，而且也适用于统治这个被败亡的明朝搞得一团糟的大帝国。然而，为了要统治这个大帝国，满人却又不能不借用汉人的制度并获得汉人的协助，这就又从一开始便使得上面这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产生了漏洞。

在满人还没有越过长城之时，满人贵族的内部斗争便促使满清朝廷采纳汉人施政及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在那以后，为了赋予征服者的政权以一种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满清朝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予以推广——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但与此同时，它又必须保持满族本身的特质。征服者没有与被征服者同处，也没有被腐化，这一点必须保持下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征服者又怎能将一种异质文化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满人还必须“进入到”汉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说享受其中的乐趣了），那么，我们对十八世纪满人所面临的问题便开始有所了解了。对于弘历来说，谋反与汉化是互有关联的危险。然而，汉化的危险更为隐蔽，因而也可能会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对于满族上层人士来说，乾隆时期（1736～1796）是一个痛苦的转折时期，他们面临的汉化威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部更为明显——但却还没有明显到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法使之改变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当弘历在位在时间上达到中点时，他在一个统治全国的少数种族集团中高踞于权力的顶端。但这个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在一小批上层精英与大批穷困群众之间，已经出现了分裂。那个于1644年征服了中国的军事群体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除了满人以外，还有在满人入关前便已降服他们并加入八旗组织的居住关外的汉人，以及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在这个拥有三十四万七千名男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群体中，满人本身只占大约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一群体中体格强健的男人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而满人则大约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国的总人口中，这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少数（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到十八世纪中叶可能仍少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虽然他们中有数千人担任着收入丰厚的文武官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贫穷、负债与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