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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叔兄便中写信到乌拉圭时，请代我向“鲍老虎”国昌先生致意，并谢谢他这次来台请我吃饭。我对他的少爷的大作，很感兴趣，不知他可否寄我一二抽印本？

现在已是夜深，特写此信，聊述九号赏饭回味之乐，并谢谢你们小两口一再请客的好意。　敖之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夜四时

给尚勤的两封信

一　一九六六年在狱外写

与文星bye…bye事，无法在信中详说。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压力”，我曾开玩笑说这是“内扰外患”，所以不得不拆伙。我已正式写信给孟能，决定四月一号起不再拿他们的“看稿费”（即是书店方面每月付给我的全部费用），我决定从四月一号起，完全靠独自的力量生活。

我的计划是付利息借钱，印自己的一些“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靠我销路不错的著作，维持生计，开展生路。我这种做法，短时期内尚不能“脱债而出”，可是日子久了，书出多了，每月每册书的零星人账，也就颇可集腋成裘——　这是我的如意算盘，尚不知“可行度”有多少。

我希望我能少被当权者误解一些或仇视一些，少查禁我的一些书。我不靠他们吃饭，但他们也总该让我“有限度的”（“不惹麻烦”的或“少惹麻烦”的）吃我自己的饭。（即使我坐牢，也得管饭吃吧？那时候，就要全吃他们的，我再也不必费命去自己找饭吃了！）

如果当权者硬是不让我活——不让我在外面活，那我只好进去活，我目前除了自己出书的一途外，已没有第二条“维持人格的活路”可走——我无可选择！

至少到目前为止，当权者对我的态度还算相当聪明的。至少他们清楚的知道我是绝无野心的，清楚的认为我只是纯文字上有限度的危险性而已。他们对我，当然是感到讨厌，可是似乎还未构成深仇大恨。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观察表情，只限于鼻子以上的动作——嫉首蹙额；还未到达鼻子以下的动作——咬牙切齿。什么时候，他们的观察表情从鼻子以上坠落到鼻子以下的时候，便是他们聪明做法的终点，便是我寂寞岁月的起点。那时候，一切将是十二个大字：“当权者，背恶名；坐牢者，变‘英雄’”。双方都不愿意，真是何苦来？

当然我相信，至少到目前为止，当权者中毕竟还有相当程度的聪明人，并且这种人，目前还说了算。所以我还一直能以“称衡”姿态出现，虽然做得是越来越吃力！

我不愿我被逼得越来越没有选择，我希望当权者知道我李敖也不是不会丧失掉忍耐力的，我希望他们也能多少知道我李敖的限度与极限，更希望他们永远了解我的“人围”并不就是他们的“胜利”。逼我走绝路，或者使我走投无路，又能证明些什么？难道这只证明我李敖是一个“不容于世”的“失败者”吗？难道这硬是要逼求出我李敖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不良分子”吗？

Ernest　Hemingway笔下那个快死的小女人（在A　Farewell　to　Arms中），曾表示她对死的看法。她说她不怕死，只是恨死（I'm　not　afraid．I　just　hate　it．）这种心境，如果移之于我对坐牢的看法，也是一样。我实在不怕坐牢，可是我恨坐牢，我讨厌它。坐牢最没有意义，其没有意义，对双方都是一样。被关到牢里的，固然有一时表面的“失败”；可是硬要把人关进去的，又岂是不失败的“成功者”　吗？正相反的，他们也未尝不失败，甚至更失败、真失败——关人人牢只证明关人者没有更好的法子和更聪明的手段去“胜过”那“囚犯”，因此他们不得不借助于　“光着屁股的暴力”（naked　pow…er），去表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