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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竖刻，从左至右读，满文本甚罕见，已知国内现存完整的四十卷本两部，残本三部。精抄本一部。残存五回：第十七卷第四十八回“弄私情戏赠一枝桃，走捷径探归七件事”，第四十九回“请巡按屈体求荣，遇梵僧现身施药”；第二十卷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两番庆寿旦，苗员外一语送歌童”，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峙节得钞仿（傲）妻儿”，第五十七回“缘薄募千斤喜舍，雕栏戏一笑回嗔”（抄本为译稿本或据刻本传抄，待考）。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金瓶梅》满文本，四十卷，八十册，内补写十三册（见泽田瑞穗《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81年10月1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也藏

满文本《金瓶梅》译序

有满文《金瓶梅》。清代前期，从康熙到乾隆，在注重保存满族语言、习俗的同时，很注意吸取先进文化、文学。很多满族文人以开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汲取汉族文化，成为精通满汉语文的臣僚，注意翻译汉文书籍。小说的翻译有顺治七年刊刻《三国演义》满汉合璧本，满文译者为达海、范文程等（见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水浒传》、《西游记》也刊刻了满文译本（陈汝衡《说苑珍闻》引《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卷下“清文书目”）。不言而喻，流传很广，为许多文人重视、模仿的《金瓶梅》，必然要引起满族文臣的重视与兴趣。清宗室昭�《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载：“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解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据此，《金瓶梅》满文本译者为和素。和素，字存斋，满洲镶黄旗人，累官内阁侍读学士。《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五载：“《琴谱合璧》十八卷，和素撰，取明杨抡《太古遗音》，译以国书，使明人旧籍转赖此帙以永传，是亦操缦家待创之制，为古所未有者矣。”《金瓶梅》满文本译者又有徐元梦说（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引《批本随园诗话》）。徐元梦，字善长，一字蝶园，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累官礼部侍郎、太子少保。中年后精研学理，历事三朝，在官六十余年，以直言下狱者再。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进士（见钱仪《碑集传》卷二十二）。到《金瓶梅》满文本序刻的康熙四十七年，徐元梦已是垂暮之年，恐无力译此巨著。其精研理学的兴趣，与译序《金瓶梅》的作为、赞赏《金瓶梅》的观点也不符合。《金瓶梅》满文译本序刻，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一大壮举，是清代前期，满族统治者重视汲取汉族文化，确认通俗小说的价值，实行汲取先进文化政策的结果，而决不是满汉文人和素的“游戏”之作。康熙二十六年（1687）有对下层禁“淫词小说”的圣训；在上层翻译刊刻《金瓶梅》这样一项重要文化工作，不可能不得到官方的批准与支持。钝宧《小三吾亭随笔》云：“往年于厂肆见有《金瓶梅》，全用满文，惟人名则旁注汉字。后为日本人以四十金购去。贾人谓是内府刻本。……此或当时游戏出之，未必奉敕也。”（《国粹学报》第七年第七十五期，1911年）钝宧“游戏”之见，不足取，所记日人购去的满文本，不知是否为泽田瑞穗氏《要览》著录之天理图书馆藏本？（二）和素的《金瓶梅》评论明末清初，有十几种批评文字，对《金瓶梅》各自从不同角度作了肯定评价。较早的东吴弄珠客序（1617）、谢肇淛《金瓶梅跋》。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传叙》（楚黄张无咎述，约1620年），则更把四部长篇进行比较研究，把《金瓶梅》与《水浒》视为一类，而《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可谓奇书”。清初，西湖钓史《续金瓶梅集序》，推《水浒》、《西游》、《金瓶梅》为三大奇书，并称《金瓶梅》为“言情之书”。李渔《三国志演义序》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