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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焦虑。她无法通过这一关，也无法使这种道德上的自责消匿。一个人在干某件事时，由于受着某种冲动的支配，往往看不到这件事的后果，所以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我干了什么？！”李瓶儿受其情爱和怨恨的左右，借机大骂花子虚，也许她并未想到气死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但当西门庆迟迟不娶她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理上有些不安和忧虑。经过与蒋竹山两个月的生活之后，其不安和忧虑更重，甚至有些恐惧感，在西门庆向她举起鞭子那一刻，这种感觉越加清晰，“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不安和忧虑一变而为自怨自责，甚至自恨。李瓶儿的“痴爱”无法抵消她潜意识中的罪恶感，即“孽根”。她常常梦见花子虚要去告她，要惩罚她，弗洛伊德认为，道德性焦虑最后会扩展到对死亡的害怕及对死后惩罚的预见。李瓶儿“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似活时一般。见了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儿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李瓶儿总觉得欠花子虚什么（她怕他讨还），是财？还是命？她潜意识中的焦虑终于在梦中暴露出来，她有些后悔，“孽机发，动悔念矣”。（张竹坡语）她渴望宽恕她甚至想通过自己的牺牲（抛却西门庆）跟花子虚去，以偿还她的孽债，摆脱焦虑，“花子虚抱着官儿叫他，新寻了房儿同去居住”。此梦两人没有吵闹，在李瓶儿潜意识中，这样做或许能缓和冲突──内心的冲突，“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但她还是眷恋着西门庆，不忍遽去，所以，以后的梦中，冲突便越来越激烈，直到她死。潜意识中的自责自怨，在行为上甚至有着“心理症自恨”的特征，即“自苦”“拖延”。潘金莲为与李瓶儿争宠，千方百计地惊吓官哥。李瓶儿虽然心中明白，但她仍然束手无策，只是“两手握着孩子耳朵，腮边堕泪，敢怒不敢言”。也许她把实情说与西门庆，事情能好些，但她还是“昼夜抱孩子，眼泪不干地只是哭”。别人给她拿主意，她倒说：“随他罢了，‘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在这堂皇的理由背面，实际上隐藏着“自苦”的动机，她“暗气暗恼”的理由只有一个，既不是她没有与潘金莲竞争的实力（她有钱，有儿子，还有西门庆的宠爱），也不是她天性懦弱（她敢骂花子虚，骂花子虚赶走蒋竹山），而是潜意识中的自我道德谴责，她的“拖延”，即对潘金莲进攻的容让：潘金莲举惊官哥，她忍了；潘金莲打秋菊惊官哥儿，她忍了；潘金莲打狗惊官哥儿，她忍了；直到雪狮子一扑，吓死官哥儿，她也忍了。为什么呢？荷妮说：“拖延者知道自己所拖延的事，通常是愈积愈多的，而使自己将极多的痛苦加诸于自己身上”，“这是使自己蒙受到痛苦的一种报复性满足”（《自我挣扎》）。张竹坡说：“见瓶儿之不能防微杜渐也。”

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试析（3）

在李瓶儿的潜意识中，她企望以“拖延”造成更强烈的“自苦行为”，从而抵消她的罪恶感，获得新的人格平衡。失去官哥儿是她“自苦”的顶点，但事情的发展对她越发严峻，她不但无法摆脱焦虑，甚至自责的程度越来越强。李瓶儿的“道德性焦虑”人格，产生的是“自苦”行为，表现的是忧郁的神情，与以前处于主妇地位，支配别人时的人格当然不同。以前的李瓶儿心理健康，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她能放得开，泼辣得来。《金瓶梅》这部小说是真实反映明代后期病态的社会现状和带有当时病态风气的文学作品，一些人物，一些事件的写法，难免不带有变态的成分，运用现代心理学思想来研究它，或许是一条能打通现代人与古人心灵的途径。（与王志强合作）①头脑：碴口，由头儿。②和（huó活）娘收了：与娘搅在一起被收用（性占有）了。③俏一帮儿：俏，“凑”的方音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