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4部分 (第1/4页)

政治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而在外交之上，通过对清末1日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1日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

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口口相传之中却成了‘买办7、’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常言意越说越是激动，在那略略喘息一会：

“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

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

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威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高飞听着频频点头，又继续听常言意说了下去：

“后来北洋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七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备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洋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

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洋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

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高飞一边沉吟着，一边连声说道。

“而我认为这些皆可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