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列女类》与《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 (第2/3页)

裁，有二女，亦从自尽。3

郝氏的节义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杨聆却发出了“得无执拗过乎？”的疑问，可见在杨聆心中对于节义的是有一个“过”与“不过”的界限的，此处留待稍后讨论。除郝氏之外，圣王贞哀妃姚氏焚屋而死的行为也称得上“节义”，与郝氏自尽的行为似乎性质相当，何以姚氏焚宅是“义烈光章，足迈芸芸丈夫矣”4，而郝氏的行为则有过于执拗之嫌呢？这自然也与杨聆的妇女观有所关联，笔者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涉政类女性人物则有两类，一种是直接涉政，此一类以武仁杨皇后为代表；另一种为间接涉政，此一类以高哀杨皇后为代表。此处对于涉政的定义为女性人物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并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武仁杨皇后对于政治的参与是比较直接的。具《开昌实录》记载，在太宗是否发兵讨不孝一事上，武仁杨皇后的出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诸将吏相顾纷扰，犹未能决，王妃杨氏从后出，再拜而跪于王前，高声曰：“坐待则必死，起争犹可胜。胜则君帝临天下，臣妾得附龙鳞；败则与君共赴九泉，生死同之矣！妾素无深略，惟知此耳，何复言哉！？”诸将吏见之，亦皆跪，齐声喝曰：“惟王命是从，誓与王共生死！”5

可见杨皇后敏锐的政治感知力和不输男子的眼界。作为史书书写者的杨聆在《前秦书》当中并未提及这一段，自然是有出于政治考量的成分的，但即使是这样，《前秦书·后妃类》当中对于杨氏的记载也不难看出她对于当朝政治的影响。宣德刘皇后同样对政治有着一定程度的直接影响。至于间接涉政，则是以高哀杨皇后为代表。关于高哀杨皇后的记载并不多，但是却极其重要的。高哀杨皇后与秦高帝年少时相恋，后来被“棒打鸳鸯”，杨氏最后郁郁而终，秦高帝或许是怀着愧疚，或许是怀着思念，追赠杨氏为皇后，并从此不再于后宫立后。“杨氏之死”成为了高帝后宫不立后的表层原因。6后宫无后，可见其影响之大，虽是“被动的”影响，却也不容忽视。以此为标准，圣王贞哀妃姚氏之死对于政治也存在着相似的影响，但是由于圣王与高帝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二者的影响力不可相当，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这里不作赘述。

最后的劣迹类，则以新罗金氏为代表。在做此一类分类时，名目难以确定，“劣迹类”或有不准，但也可暂为使用。新罗金氏是《前秦书》所载的少有的“坏女人”，杨聆记述她在赵默图谋杨零之时“每相协助”，“颇预其奸谋”，可见其对于政治也有一定的参与。此外，金氏对于赵默原配公主也“每加拳殴”。以此看来，金氏实在是“恶妇”，足以与作为乱臣贼子的赵默相配。而作为宠妃的宣景孟贵妃似乎也有“作恶”的嫌疑，在杨聆的笔下，宣景孟贵妃进言之后，光宗便“以为然，遂竟废哀太子而立献文”7。这一类在史籍当中记载较少，体现出了一种“反衬”的作用，似乎在为什么而服务着。

二、杨聆妇女观之直接体现与间接体现

综观《前秦书》的记载，杨聆的妇女观体现在“直接”与“间接”两方面。

直接体现表现在《列女类》与《后妃类》当中的“前言”与“史臣曰”。《列女类》当中所言“夫阴阳相合，天地之塑，乾坤之道，万物所以繁衍，血脉所以绵久”8，体现了其阴阳两分的性别观念，《后妃类》的前言当中同样体现了这一点。而在“史臣曰”当中，他也直言“夫忠烈勇义者，人之善性也，匪惟在丈夫，亦在女子也”9，可见其具有超越性的妇女观念，即妇人不仅仅是闺阁当中的“金丝雀”，她们同样可以具有“忠烈勇义”这样的品质。

间接体现表现在人物的着墨篇幅。通读《前秦书》，再来看杨聆对于女性人物的描写，不可否认的是，他在选择记叙对象的时候有着对于身份地位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