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魏之间：任成与梁末秦初政治格局 (第2/5页)

资，心欲有之。七月，帝言于应曰：“今梁军数败，天下四起，一时不能扰荆襄，余请麾师泝入川蜀。梁为镇关东之乱、鲜卑之侵，尽发川蜀之军，其一郡之卒不能满千，义师西乡，自可摧枯拉朽，巴庸之地可传檄而定，时将军帅师发于江陵，臣偏军动于上庸，则暴梁可灭，中原可图矣。”应然之，帝又请曰：“巴庸虽易图，而亦非唾手之物，臣乞予臣兵一万，请任成随行，则可横扫如卷席矣。”应许之，予兵一万，加本营军一万，合二万人，越巫山，乡白帝（注曰：此后帝遂独创基业矣）。4

首先，秦高帝向郝应请求任成率军一同入蜀，最直观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能够增强西进力量，以期“横扫如卷席”，似乎并无奇特之处。但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不难发现，秦高帝这一请求，实际上是在利用任成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来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秦高帝这次行动，所率“本营军一万”，独立西向发展，很难不会引起郝应的提防，因此秦高帝选择以退为进，让任成与自己一同前往，一方面，任成是郝应的元老部下，使任成与自己一起，可以打消郝应的疑虑；另一方面，任成又与秦高帝关系亲密，不至于出现纷争掣肘的局面。因此，在秦高帝独立的关键事件——入蜀上，任成通过自己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动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秦高帝成功夺取“巴地”，并放弃取道上庸以进攻中原，而选择继续西进夺取蜀地时，却将任成留在了上庸：

?八年秋，帝入巴蜀，求成偕行，成遂与共西乡，先锋破房陵，取上庸，帝乃留成于上庸，使北备梁。5

秦高帝的这一举动，与此前向郝应请求与任成一同西进一样，都是在利用任成的特殊身份，发挥其政治作用：首先，秦高帝既然已经决定夺得蜀地以自立，自然不希望身边有任成这样与自身威望相当，具有一定独立力量，且与其他势力关系密切的人留在自己身边，因为这无疑会导致内部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秦高帝必须使任成远离，西秦都云令在注解《前秦书》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秦高帝）遂委兵一万于任成，使声助于郝应（注曰：时任成虽与帝有旧，非帝内臣也）。6

其次，秦高帝虽然已经事实上宣告独立，但在表面上仍然隶属于郝应，秦高帝在自身根基未稳之时，自然也不希望与郝应过早地出现争斗，因此，秦高帝选择将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的任成，留在处于秦高帝和郝应势力之间的上庸地区，无疑发挥了一种缓冲作用；最后，上庸作为巴蜀的西北门户，自然需要看守，与其分割自己的力量，不如就势使任成留守，“北备梁”。总之，秦高帝在分析当时的局势后，第二次利用任成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实现了自身的需求，而任成也再次通过自己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动地在秦高帝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秦魏之间：秦高帝独立后的任成

梁废帝崇宁十年，郝应和秦高帝相继称王，随着郝应的一句“何言为我取川蜀？受之诈也”7，二人终于正式地成为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势力。而任成作为与双方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中间人士”，其在两者之间的向背，无疑会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证明，任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两者抛出的橄榄枝中作出了抉择：

?十年正月，郝应称魏王，拜成兖州牧，爵韩国公。二月，帝称秦王，拜成为右将军、兖州牧、韩国公。成得拜，不知何从，遂问以司马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云，与二王皆称臣，且和之，但受兖州牧，不称韩公，以上庸、房陵、武当、筑阳、山都五县为兖州境，惟守土养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