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之间：史学史与政治史视角下的《续梁纪》 (第3/9页)

河知府臣常湛权兼衡室督司，编修国朝史事。世祖之将修史，难其人，尚书台令召素首荐奉常李淑曰：“奉常李淑，博学知理，闲练故事，可以承其任。”世祖曰：“李淑虽曰博学，而阙明达，使录事尚可，若责之以评断衡量，谅非佳笔，卿为我再择一人。”素又荐司徒长史宣延曰：“长史宣延，通览文史，能评善辩，可以承其任。”世祖曰：“宣延虽曰能评，而性屈柔，使评往代之事尚可，若使评断国朝，恐未必敢于直笔。”素遂解帝意，荐三河知府常湛曰：“知府常湛，性豁达而直介，行事多不惧威，或可任此。”世祖曰：“湛虽博学不如李淑，能评不如宣延，然其向来敢言，必能直笔。圣人云：‘王者有典，录直而劝。’其人可得之矣！”遂诏湛权兼衡室督司以修史。[（梁）魏斯：《盛梁纪》卷1，（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世祖宣皇帝光泰三年四月。]

虽然梁世祖对常湛的评价有“博学不如李淑，能评不如宣延”，似乎常湛并不是当时最擅长史论的人选，但从梁世祖拒绝召素推荐李淑时说“李淑虽曰博学，而阙明达，使录事尚可，若责之以评断衡量，谅非佳笔，卿为我再择一人”可知，梁世祖比较重视史书中的评论。不仅梁世祖，梁朝后期的时人亦十分重视史论：

昔梁世祖尝敕三河知府常湛作《梁典》，叙太祖龙兴至于世祖重光；梁明宗曾使御史大夫邓慈修《续梁典》，录世祖中兴至于中祖再振。而《梁典》辞雅而实录，《续梁典》言拙而曲笔，以是《梁典》为后人所重，《续梁典》为来者所轻。而梁明宗景熙年间，御史中郎魏斯尝私撰《盛梁纪》，叙世祖、威宗、灵帝、昭宗、中祖五帝事，其秉笔直书，词雅论美，遂流传于坊间，渐代《续梁典》，至今朝野士人，多有其本，臣亦数阅其文，颇喜而善之。[（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

由上可知，“词雅论美”，是《盛梁纪》得以在坊间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足见梁人对史论的重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秦初的匡恩进一步推进着史论的发展。综观《续梁纪》的四段“论曰”，除了《废帝》一卷最后的“论曰”显然是在为秦朝做美化之事外，其他三篇“论曰”都在对相关皇帝进行评价之后，都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往往是关系到上层统治的重要问题，而匡恩也往往能够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并进而阐述自己的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观点与主张。如在《续梁纪》第一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悼帝为何不能发扬光大梁中祖的事业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梁悼帝在身为太子之时缺乏功名有重要的关系，最后通过对梁中祖“未尝树功名于少阳”的批评和发出“人谓太子为国本，其岂夸喻邪”的感叹，表明其主张应该重视太子培养。[（东秦）匡恩：《续梁纪》卷1，（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6，“论曰”。]又如《续梁纪》第二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蜀、凉二王何以反叛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二王的权力过大有关，从而主张君主分封诸侯应该“虑防其逆意，不合使之专方云”。[（东秦）匡恩：《续梁纪》卷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7，“论曰”。]再如《续梁纪》第三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为何明宗刚刚去世，洛阳宫廷中就发生了激烈斗争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明宗没有确立太子有关，从而主张应该重视太子的安稳。[（东秦）匡恩：《续梁纪》卷3，（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8，“论曰”。]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匡恩也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思辨性评论与分析，匡恩的史识水平也在其史论中的思考之中得到了反映。并且，对比《盛梁纪》和《续梁纪》，我们明显能够看到《续梁纪》的史论更加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