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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减到了二十一斤，居民也都差不多，各个家庭都不够吃。那时，父亲在派出所当大师傅，他是个正派而认真的人，公家的东西一点儿也不会动的。因为营养不良，他的两条腿都浮肿起来，像两条小象的腿。家里的重担再一次落到母亲的肩上。她更加节衣缩食不说，还得想方设法度过难关。那时，除了粮食少，家里过日子的钱就靠着父亲和大哥微薄的工资。为了挣出学费，我们就利用寒暑假打工，我在大姐工作的电器科学研究院干过，是将矽钢片下脚料折砸在一起，以备回炉再用。也到郊区的马甸、祁家豁子一带割草，卖给太平湖的养鱼池，还给女三中和我的母校七中全部教室粉刷，都挣回一些收入。母亲在春天时，会在洋槐树下捋槐花，在榆树枝条间捋榆钱，都可以活在面里蒸发糕。在菜站，她会捡回白菜菜帮，给我们蒸一大锅棒子面的菜团子。她还养了两只大油鸡，每天下午“咯咯咯咯”一叫，我们到鸡窝里一掏，准会掏出一两个红皮大鸡蛋来。每逢此时，母亲脸上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那时，我家在德胜门外敞风口胡同住，院子很大，我和母亲在靠近南墙的空地种下了十几棵鬼子姜和两三棵倭瓜。到了秋天，鬼子姜能收一脸盆，倭瓜也能摘下四五个呢！这时，母亲更笑得合不拢嘴，眼睛也笑得眯了起来……

母亲待人是真诚的，她对人的尊重和热情总是藏在那件打了补丁的灰蓝旧褂子里。我们院子的西南角是蹲坑厕所，隔些日子就有掏粪工用大木桶往出背，背出去倒进粪车里。三伏天，工人四脖子汗流，更是辛苦。每逢此时，母亲就会抓起茶盘里的细瓷净碗，倒上温茶，快步跑到院子当中，等着掏粪工出来。掏粪工连连谢着，不住推让，可母亲一定要让他喝一口。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张继安来家，当母亲得知他是回民，特意给他单做羊肉菜，且将炒锅用碱水刷了又刷。

母亲和邻居们都处的很好，在整条胡同里都有很好的口碑。即使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里，她对那些不幸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也从未横眉立目、谩骂喝斥过。院子里的小西屋住了一对盲人老夫妇，男的叫“大老李”，原来是明眼人，解放前抽“白面儿”以致失明，夫妇就靠在街头唱西河大鼓为生，男的弹弦女的唱，日子过得艰难不说，还有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凡是母亲看到的，碰上的，她都会上前帮忙。耳濡目染，我们也添了几分同情心，在街上或胡同里碰上了，也会帮盲人夫妇俩牵杆引路或是在院里帮他们找东西。德胜门大街上有个茶馆，掌柜的姓周，一个人过日子，挺不容易的。父亲爱听书，日久便成了朋友，每到过年便把他叫到家里。母亲便早早将夏天晒好的干菠菜泡发好，调上肉馅，和好白面，为他包一顿干菠菜馅饺子。酒已喝得微醺的老周扬起一张红红的大脸对母亲的饺子赞不绝口，连连说“……明……明年……还……饺子……”。

凡是从旧社会困苦生活中走过来的人，都对共产党、毛主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激之情，母亲也不例外。抗美援朝，她响应号召捐款；扫除文盲，她带头识字；讲究卫生，她把屋里屋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即使是大炼钢铁的年代，她也忍着心疼让我们把家里的废钢铁交到学校去。“破四旧”时，她剪掉了脑后头留了三十年的髻，一头短发，看上去，倒也显得年轻了不少呢！

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只初识几个字，没有更深的文化，一辈子没说过一句大道理的话，更不会用大帽子压人、害人，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外部新鲜世界的了解和关注。家里偶尔多了份不管什么报纸，她都会在午后没什么家务事的时候，躺在洒满阳光的床上，带上老花镜，把那四个版面从头看到尾。我和弟弟从青海地质队写来的信，她也会看上一遍又一遍。

母亲含辛茹苦地养大了我们八个子女，可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她却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送到了应去的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