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2/4页)

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7）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两个月以后，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八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回答得到的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五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十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在20世纪初先后成立、初为兄弟、后为仇敌的政党，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内两党之间发生过的多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冤仇和宿怨，也是几代人都洗不清的。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一般成员如我父亲是几乎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国民党退走台湾之后，共产党对其一般成员大体不究，而且区别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对在抗日期间加入的国民党员，更视作一般问题，虽记入档案，但不致影响这些人的生活。像父亲这样又参加革命的人，更当别论。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孩子来说，中国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没有国民党，我们就无从领会共产党的伟大，没有国民党，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暗、暴虐和苦难。国民党是万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