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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街面上突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

众人走出去一看，却是些穿着制服的人，正扛着大红花沿街宣传，高喊道：“抗战有责，当兵光荣！城关镇陈老太婆把四个儿子都送上战场，甘县长亲自下令嘉奖！抗战有责，当兵光荣！城关镇陈老太婆……”

南怀瑾赞叹道：“那位陈老太婆，还真是个英雄母亲。”

照相馆老板冷笑道：“富顺县个个都是英雄。”

“此话怎讲？”周赫煊问。

老板说：“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征兵，挨家挨户抓壮丁。我大儿子才14岁，今年也上了征兵名册，老子花了十块现大洋才打通关系。”

钱吉哑然道：“未成年、独子和学生，好像是不用强制服兵役的吧？”

“呵呵。”老板干笑两声。

周赫煊沉默不语，表情有些难看。

四川参与抗战的兵员最多，这话虽然让四川人骄傲自豪，但背后却掩藏着无数家庭的血泪。

就拿富顺县来说，全县人口不到40万人，八年抗战参军人数3万5千人，相当于全县十分之一的老百姓都上了战场。再算上历次服役修建工程的数万壮丁，除开老弱病残和妇女，估计80％以上的青壮年都为国效力了。

真有那么多百姓舍家报国？

肯定不可能。

说穿了就三个字，抓壮丁！

这种情况在四川极为普遍，从县长、市长到乡长、保长，一个个都是刽子手。县长、市长抓壮丁有政绩，乡长、保长抓壮丁有钱拿，他们趁机敲诈勒索百姓，发着丧尽天良的国难财。

富户虽然可以花钱买壮丁顶替，但却成为官僚敲诈的重点。比如乐山县有户富农，由于花钱买了壮丁，竟被乡长以告发为借口反复勒索六次，逢年过节还得送礼孝敬。

负责征兵的军官则另有财路，他们克扣兵员的安家费和食宿费，拨下来的钱还不够壮丁走进新兵营，导致一路上都有即将当兵的壮丁病饿而死。

据当时担任**某团管区司令的李邵良回忆，每征一兵他克扣1。2元，剩下0。8元作为基本开支，每月至少有3000元收入，但这些钱需要跟接兵官三七分成。他自称这种克扣法非常良心，拿得不多，还没黑安家费。

河南那边就更无耻

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的紧缺物资，中国政府因此禁止水银出口。为了得到水银，河南的军官就利用送壮丁参军的机会，让壮丁挑运物资到重庆换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着水银回河南，经常是以50％的新兵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

到了1943年，国府颁布《新兵役法》，把学生也纳入义务兵役范畴。

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想出个好办法，适龄青年可向政府交纳3500元钱，即能推迟一年服兵役。当时全国约有适龄青年4000万，他们觉得至少有3000万人愿意出钱，这样孔祥熙每年就有几十亿元预算收入，何应钦也有了1000万特征入伍的兵源。

那时的法币还没彻底成为废纸，3500元按市价可折算为250美元，除了家境富裕者谁交得起？

这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真实背景。

在返家的路上，李宗吾说：“隔我隐居的地方不远，有户人家在前几年大旱的时候，七口人死得只剩下两口。去年底就被当壮丁抓走一个，家里头只剩个瞎眼的老太婆，造孽得很！”

南怀瑾问：“那老太婆怎么样了？”

李宗吾说：“死了。邻里乡亲都不富裕，每家匀点吃的给她过日子，她过年的时候想不通就上吊了。”

钱吉愤懑道：“怎么能这样？按照兵役法，独子是不用服兵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