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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老子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科学无国界，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应该得到学习和交流。换言之就是：国际文化交流。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老子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这种思想体系的指引下，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仅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传授给其他民族，而且也非常善于吸收和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所以中华民族能够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

但是，到了清朝，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进入了自我封闭、夜郎自大的时代。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个名叫马葛尔尼的英国派使者代表英国女王到中国来，要求通商、互派使者。然而当马葛尔尼面对乾隆时，乾隆皇帝要求他行三拜九叩首的大礼，而马葛尔尼却坚持英国的礼仪要单腿下跪。乾隆皇帝竟因此拒绝与他谈判。中国完全断绝了国际文化交流的一切渠道。

牛顿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明亡之前一年到清雍正5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发表的时间相当于康熙25年。从牛顿《原理》发表的1687年到1840年的150余年间，牛顿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几乎没有介绍到中国。《原理》一书的基本内容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在中国传播。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牛顿的万有引力三者相继传入中国，它们和中国人认为的“天动地静”、“天圆地方”的传统有天壤之别。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巨大反响。牛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决不只是影响了学术界，唤醒了人们对于科学真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发起的戊戌变法（1898年）提供了一种舆论准备。这个运动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都无例外地从牛顿学说中寻找维新变法的根据，尤其是牛顿在科学上革故图新的精神鼓舞了清代一切希望变革社会的有志之士。

曾有西方哲人就思想文化交流的意义打过一个十分浅显的比方：假如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每人手里仍然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个思想，我也有一个思想，交流之后，每人都有了两个思想。从某种意上说，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思想不断进化和交流的过程。

近代以来的思想先驱者们都十分强调学习西方，使我国走上富强之路。魏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强大的入侵者，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容闳作为最早派出的留学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时大呼：“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富强之境”（《西学东渐记》）。学贯中西的梁启超倡导“新民”说，认为西方进步文化输入愈多，人文愈开，进化愈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78年出国之后，眼界大开，“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