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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把裤子拉下来,露出下体。有一些同学总是抢先到达食堂,为了掌握自己那一桌分菜的权力,给自己多分一些。这些现象令我十分厌恶,使我更要显出一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了。

对于那时候的高中学生来说,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大事。一个没有入团的学生,在众人眼中就是一个落后分子,仿佛入了另册一样。高二时,我满十五岁,离队前夕也写了入团申请。然而,因为没有主动靠拢组织,直到高中毕业,直到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我始终不能入团。所谓主动靠拢组织,就是要不停地向团干部表示决心,汇报思想。我的天性使我无法这样做,即使是被动靠拢,也就是团干部主动找我谈话,我都会感到极其别扭,觉得有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障碍有二,一是我说不出那种雷同的政治思想语言,那种语言对于我始终是陌生异己的东西,二是我更装不出这种语言好像是我的心里话似的,赋予它们一种感情色彩。我并非那样超脱,在很长时间里,因为班上多数同学是团员,自己被排斥在外,真感到抬不起头。但是,在看清了这件事与我的天性的矛盾之后,心里就坦然了。

主观和客观的情形都使我更加专注于内心,我找到了一种忍受孤独的方式,就是写日记。在上小学时,我就自发地写日记了,所记的都是一些琐屑的事情,诸如父亲带我到谁家作客、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之类。在这种孩子气的日记中隐藏着一切写作的基本动机,就是要用文字留住生活中的快乐,留住岁月,不让它们消逝得无影无踪。上初中时,我已经基本上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从高一下学期起,我开始天天写日记,一直坚持到文革中的某一天,八年中从未间断。日记成了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每天我把许多时间献给它,我的一切都可以向它倾诉。在这过程中,它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它和我对话,进行分析、评价、开导,实际上成了另一个自我的化身。我从写日记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形成了一个内心生活的空间,一种与一个更高的自我对话的习惯。

十八、扑在书本上

我的女儿两岁时,妈妈给她读童话故事,她盯着妈妈手中的那本书诧异地问:“这里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呢?”现在,五岁的她已经认许多字,妈妈仍然给她读童话故事,读完以后,她会自己捧着那本书仔细辨认上面的字,把妈妈刚才读的故事找出来。我在一旁看着她专心的样子,心中想,我小时候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一个人在识字以后,就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书籍。至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个书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感到既好奇又崇敬。每一本书,不管是否看得懂,都使我神往,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些有趣的或重要的东西,等待我去把它们找出来。

小学六年级时,我家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离上海图书馆很近。馆里有露天阅览室,许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我鼓起勇气也朝里走,却被挡驾了。按照规定,身高必须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资格进这个阅览室,而我还差得远呢。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听说凭这个证件就可以进到馆内,我喜出望外。在整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坐在那个露天阅览室里看书。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读懂。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这一经验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名著。直到上高中时,我仍觉得外国小说难读,记不住人名,看不明白情节。对外国电影也是如此。每个周末,上海中学礼堂里放映两场电影,一场免费,一场收一角钱门票。所放映的多为国外影片,我实在太土,有时竟因为看不懂而睡着了。

不过,我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第一次买书是在刚上小学时,我多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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