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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个副主编曾经到处发牢骚，抱怨甘阳独断专行，惹起了这个事端，却在会上发言说，现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这种不光明表现令我十分反感，从此和他疏远了。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在那以后，我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了。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越胜当然也超脱，他对我说：“我们不是办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听听音乐，写写文章，当竹林七贤。第一流的人就这样，编书之类让二三流的人去干。”然而，甘阳不肯罢休了，派两个副主编带着他的一封信分头找嘉映、友渔、越胜和我谈话，劝我们自动退出编委会。他们三人都同意了，惟独我拒绝，说：“让甘阳开除我吧。”当时八九风潮已起，不久后甘阳到了国外，还没有来得及开除我，编委会实际上不复存在了。不过，我倒宁肯自己被开除，而编委会继续存在，心里真为这支力量散伙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后期，除学界外，艺术界也十分活跃。出版《转折点》后，我认识了一拨号称北方群体的新潮画家，他们常来看我，带来美术界萌动的信息。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那天我去了，美术馆一至三楼展厅熙熙攘攘，盛况空前。一楼是行为艺术，各种异想天开的玩意儿居然进了国家艺术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洗脚的男人，他穿红衣戴红帽坐在红布帘后面，赤脚伸在红盆里。二楼是油画，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画家拉我在他们的作品前合影。我还没有来得及上三楼，突然封馆了。我问服务员：“美术馆中午不是从来不闭馆吗？”她生气地回答：“美术馆也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展览！”原来，刚才在一楼展厅，一个女子——据说是作者本人——用气枪射击作为展品的模拟电话亭。她被抓走了。出动了数辆警车和一些警察。人们聚集在门厅里和门外广场上，议论着，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个重大事件发生。其实事件已经发生，封馆成了整个展览的高潮。人人兴高采烈，那天是农历除夕，可真有点儿节日气氛。巨大的黑布铺在广场上，上面缀着本次展览的图徽——不准调头的交通标记，人们纷纷以之为背景留影，然后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心满意足地离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欢行为艺术，觉得其中多半不是艺术，只是在制造新闻，怎么出格、离奇、反叛、轰动就怎么干。我相信画布是永恒的，画家的天职就是画画，最后还是得凭绘画作品分高低。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其中一些人确实获得了成功。我更喜欢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追求的艺术家，虽然他们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刘彦。当时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画家是刘彦和广义，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个人都聪明可爱，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刘彦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县讲尼采，课后他飘然而至，年轻单纯得像一个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专程到北京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经历。其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