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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据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因为杨国忠老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结果安禄山不反也得反。这一反，才发现伟大的唐帝国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捅就破。所谓“帝国精锐部队”，不过是宫廷里中看不中用的仪仗队；被后人一再追忆的“开元全盛时”，则不过病态繁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原来并非国家人民所用。实际上，中央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钮，也就不堪一击。最后，九五之尊的皇帝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泪相和流”。当然，他同时丢掉的，还有皇位。

这场叛乱最后在胡人（回纥）的帮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却也从此一蹶不振。尽管此后它又维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和锐气。只要读读中晚唐的诗就知道，其气度与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语。什么“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那几乎是一片挽歌。

帝国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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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集权，再集权（1）

历史的经验总是会引起注意，前车之覆也理所当然地是后车之鉴。然而，作为集权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专制和独裁的“雄略之主”，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前朝的覆灭乃是因为过度的集权。他们只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们的吸取教训，也只能是专制、专制、再专制，集权、集权、再集权。

宋、明、清三朝的情况，大体如此。

北宋帝国的巩固政策，周谷城先生概括为四句话：集兵权于中央，以文臣知州事，提高监察之权，优待被征服者（《中国通史》）。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能够当上皇帝，就因为他握有兵权。他比谁都知道军队的重要和危险。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他自己和他的子孙后代绝对能够指挥军队，而不是军队指挥他们。这件事甚至被说成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杯酒释兵权。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的措施。

宋代的军队，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就是中央军，也是帝国的“精锐部队”；厢军就是地方军，即诸州之兵；乡兵则是杂牌军，甚至是乡勇、团练之类；至于藩兵，大约连有组织的民兵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散兵游勇，因此史家也有不把藩兵计算在内的。显然，诸军之中，最重要的是禁军。宋太祖夺回来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兵权。夺回来以后，全部集中在京师，统一指挥，统一操练，统一调动，并指派最优秀的教官（《水浒传》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大约就是此类人物）。其中最精锐的“帝国卫队”，皇帝还要亲自检阅。禁军根据国家需要轮流调往各边陲重镇，且三年调防一次。统军的将领，一律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文官担任。这些文官，也是要轮值的。镇州的厢军，也要调防。总之，练兵的不带兵，带兵的不统兵。地方上没有常驻的部队，部队上没有常任的将领。这就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部队没有常任的指挥官，指挥官没有常属的部队）。

这当然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国家的军队变成自己私人的军队。要知道安禄山之流之所以能够造反，就因为军队是他们自己的，手下的将士只认统帅，不认皇帝。一旦统帅有心谋反，顷刻之间就会大起祸端。即便一时不反，像中晚唐的节度使那样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也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所以，有宋一朝，防兵如防贼，决不允许出现兵权大于皇权的可能。实际上岳飞之所以被杀，就因为他有“岳家军”，还有一个很不合适的口号“撼山易，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