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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或谈世俗，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古典小说最大的特色就是通俗，因通俗而重人，重故事。金圣叹评水浒，“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写至巅处，光“粗鲁”一词，鲁智深是性急菩提心，史进是少年任气，李逵是蛮不知世事艰辛，武松是豪而不受道理羁束，阮小七是悲愤无说处，焦挺是气质不好。

人物第一。

提起四大名著，人们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不是它讲了什么故事，而是它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张飞豹头环眼，关羽面如重枣，诸葛亮羽扇纶巾，刘备动不动如丧考妣，籍此，人们得以印证悲欢离合生死爱恨。于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一众京剧脸谱忠奸智愚善良残暴一目了然，人们不需要思考，就能非常容易地接受这些能够寄托某种理想的符号。这些符号还代表了一种性格，一种人生，就若一块烧至通红的烙铁，烫在肌肤上，噗叽直响，然后热气钻入血管，沿千百万根神经往百合｜穴处奔，怦然一炸，光线旋转，于是赛张飞，于是小诸葛，于是纵然万刃加身血肉分离，也不能把这烙印从中国人的身上抹去了。

古典小说的伟大处不容置疑，几千年的沉淀让它们成为现代文学仍无法仰视的巅峰，但毕竟失之于简单，戏剧化，且多半“喘”，凤头、豹肚、蛇尾，《水浒传》七十回后是垃圾，《红楼梦》高鄂所续为垃圾，《三国演义》三分天下后是垃圾，《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完天宫后还是垃圾。人物形象虽鲜明，却皆由“过去”叠起，一块块若积木面目森然，不会平空消失或出现，行为由因果牵动，如长江之水由西向东，从高至低。人物一律得合理，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荒诞是不可思议的。必须由线性的因果关系推动性格形成与情节前进，一切果皆由因，一切因必种果。若用句不客气的话说，他们只是一群由因果律摆布的牵线木偶。他们最后完全独立于作者之外，作者不能忽然跑出来指手划脚唾沫四溅。至于承载他们的故事，虽有趣、好看，煽情，消闲，但决不会出现通篇的灰暗压抑没有一丝光亮，而个人以为，绝望的灰色恰恰是人生的实质，这应为古典小说其陋的最甚处，它们缺乏悲剧意识，缺乏宗教救赎意识，而这二者才是小说的灵魂所在，无此，再机智的小说也是山间竹笋；无此，再厚重的小说也是一场闹剧。一连串闪光的人名固然撑直古典小说的脊梁，但成也萧何，改也萧何，在现代化的今天，人是扁平的，也是立体的，人是丰满的，也是干瘪的，人性常在微弱不可言说处行走。古典小说的写作技法不足以刻画这些互相矛盾的感觉，它无法同时把冷与热的感觉传递给读者，它还是复制世界，解释世界，未臻于我曾经说过的小说的第三个层次“创造世界”。

近代小说是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转折的一个间隙，其文学成就远高于当代小说，甚至现代小说。以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的《围城》，张爱铃的《金锁记》为代表。这几篇文章就有志写作者而言，不可不读。关于他们，话题谈论得太多，不复赘述。不过，有件趣事不妨提提，前些日子看电视，“东方大讲论”，上海电视台办的，一个教授发言，“家、春、秋，为什么好？因为它们都是巴金先生在最年富力强时候写的。”唉，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混账逻辑，真佩服其人的厚颜无耻。坦率说，激流三部曲也就中下水准，可读可不读，若抽出其中的“我控诉”之所谓的思想高度，单就小说而言，并不成功，主人公动不动就发长篇抒情，简直让人掉鸡皮疙瘩嘛。应该说，近代小说有国学渊厚之源，得西风日渐之益，并有时局崩坏之摧肝裂胆，确实出了不少至今仍令写作者汗颜的大作，但语言是其大毛病，不够自然，半文半白，行文生涩，并时伴有大串的欧式句子，常煮成夹生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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