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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两地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议论纷纷，书面意见雪片一般飞到了总理的面前，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大会堂的这个“大”字。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平息这场争论，1958年11月初，周恩来在御河桥交际处——也就是当年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地点，召开了扩大的专家会议。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本是周恩来选中规划局方案的两大关键，却成了会上专家们抨击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笔，在总理面前画了个大头小身子的小孩儿形象，“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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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央大厅，用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的话说就是“大而无当”，“从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光线不足就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

面对专家们连珠炮似的质疑，周恩来没有从正面回应。“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型、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

实际上，对于大会堂的“大”，张鎛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做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种大胆的尝试。唯一能确定的是，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脑机关，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他说，建筑分为四种——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对于中国的现代建筑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大会堂几乎是个文艺复兴建筑的“复刻版”，“不要以为在细部加上几个斗拱、琉璃、彩画，它的风格就成了中国的”。

这一次，周恩来的回答更为巧妙，他举的还是个建筑学的例子：“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经验，活学活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限制住，应该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画师于是张画于市，自己躲在画后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国菩萨”模样，终为大众所接受——和那句“一年建成五年修”对照起来，似乎更能体会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深意。

周恩来最后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的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一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八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7）

周恩来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诚恳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