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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为了统治，而不是为了获得幸福自由的真谛。柏拉图说：“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我们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媒体审查的叙述之一。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专制主义的。如其所说，“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理论上这句话并无不妥，倘使让无知者统治世界，定然行之不远。然而，柏拉图没有解决以下诸种问题：谁是真正的聪明者？依赖怎样的路径去发现最聪明者？以什么样的条件让他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尽情发挥？关于人智力高低的“金银铜铁”说完全出自柏拉图的臆想，并无合法性基础，更不可能通过凡胎肉眼直接看出掺了金子的统治阶级里谁有最多的“含金量”，以充当哲人王驾驭权柄。

叙述者手持枷锁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理想国》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重枷锁。

柏拉图给世人讲了一个关于洞穴的经典寓言：所有人都身处黑暗的洞穴之中，身戴镣铐枷锁，只有哲学家才有觉悟和能力跑到洞穴外面喝咖啡、晒太阳，哲学家还要把外面的阳光带回洞里。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那根冗长的所谓拴住了全体居民的脚镣，却是从柏拉图脑子里凭空生长出来的。从叙述的语序来说，柏拉图内心有无光明尚未可知，却已先入为主、肆无忌惮地将人类关进了洞穴。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叙述者的枷锁之中”。

这种先验式的叙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继承：“有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对后者来说，奴隶制是最适宜不过的……”

初版序：从理想国到思想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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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看到的是，除了给被描述者带来枷锁外，作为叙述者本人的柏拉图也给自己安上了枷锁。这个枷锁就是政治唯美主义。

柏拉图的激进主义与政治唯美主义紧密相关，就像希特勒和波尔布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于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美丽新世界。柏拉图试图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世界，而且消除了它的所有丑恶。如波普尔所指出，这种审美热情，仅当它受到理性、责任感以及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的迫切要求约束时，它才会变得有价值。否则，它就是一种危险的热情，有发展成为一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险。

可想而知，一些画家或诗人，具有艺术潜质的人成为政治领袖并将唯美主义这毫无约束的热情复制并扩大到政治领域将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如波普尔指出，我们同情这种唯美主义的冲动，但我建议这样的“政治艺术家”寻求以另一种材料来表现，而不是拿人来做试验。因为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然而，如上所述，许多绝望却是叙述者手持枷锁，凭空捏造的。

面对人类与语言的局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同样，在《反对大词》中，波普尔主张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

思想为什么必须自由？

与柏拉图及其后有意无意的追随者相反的是，波普尔主张“零星社会工程”，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反对乌托邦或整体论。这一点，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进步”如出一辙。

乌托邦既可归咎于人类的自负，同时也是对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