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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通俗實用讀物，即通書、農書、尺牘、旅行指南等，如《陶朱公致富奇書》、《客商一覽醒迷》等，尤以商人用書為最多，想來是商業發達，商人也有錢購買的緣故。

當然，在北京的圖書市場中，最好賣，最為緊俏的，還是時文選本，這裡的時文說的八股文，往往搜集以前中式的科舉應試文字，加以選擇乃至評點，再印刷出版，其中又以點評者地名氣最為重要，若是名人點選，往往好賣，而這個點選者也有特別地名號，叫&ldo;操選政&rdo;。

通常來說，明代的圖書市場上還沒有版權地說法，不過行規是不能一模一樣地抄襲，還有就是印售新近的作品，也需要徵得著者的同意。

活字印刷強在時效性，以及少量印刷的成本，與雕版相比，雕版在印刷經典書籍以後，可以長期存留，隨時加印，成本未必更高，印刷質量也更好。

李彥要用活字印刷，就必須充分發揮活字的優勢，而避免印刷質量上的劣勢，所以李彥在分析比較後決定，華夏社不印書籍，仍然印與報紙類似的，定期發行的，這次是期刊。

在期刊的選擇上，李彥計劃出一本通俗文藝類的，也就是小說戲曲期刊；一本時文選本類的，都是一月一冊。

兩本期刊，一本叫《華夏小說與戲曲》，既然是通俗文藝，這個名字也確實通俗，時文選本的刊名也很通俗，《華夏文學》。

李彥原本想將《華夏文學》叫作&ldo;十日談&rdo;一類的，他對這本時文雜誌抱有更大的期望，因為所謂的時文，所謂的制藝和策論，涉及到的往往是治國的理論和方略，如果利用得好了，這其實就是一本政經類期刊，未嘗不會諷喻時政。

正是因為如此，李彥想了想還是決定至少從包裝上弱化其政治特徵，讓它看上去只是一本&ldo;文學&rdo;期刊，而實質上能走多遠，就要看政治環境了，李彥的原則是能做的事情就要去做，他不怕死，反正已經死過一次，但也絕對不會去找死。

《華夏商報》提前刊登了兩本期刊的徵稿啟事，而且將這兩本期刊包裝成《華夏商報》的副刊，立刻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與《華夏商報》的用稿不同，期刊的用稿會給付稿酬，華夏社也聲稱，在著者保證他們獨家用稿權的情況下，未來《華夏商報》也會考慮給付稿酬，同期有一篇文章就此進行討論，正式提出版權的說法。

版權屬於一種全新的提法，雖然在有些領域，譬如書商聘請一些書生撰寫小說書稿，然後給錢，或者書商會直接購買小說書稿，這都可以稱為稿酬，但提到版權的還不多。

就算是書商提供的稿酬，也是相當微薄，除非是很有名氣的名作家，譬如馮夢龍、李漁之流，當然前者喜歡自己的書自己印，後者也基本是朝這個方向發展。

依靠《華夏商報》的影響力，以及京城的文化底蘊，華夏社很快收到很多來訪者和來稿，加上李彥親自寫的一些文章，《華夏小說與戲曲》首先付印，並通過《華夏商報》的發行渠道，推向各地。

相較於其它的小說印本，《華夏小說與戲曲》的特點在於類型豐富，基本上包括從一兩句話的幽默笑話開始，到小小說、短篇，再到中長篇連載，各種篇幅都有。

其中又以連載最為新穎，並引起很大的轟動，轟動的原因自然不是因為連載只有一部分，而是這則據說是長篇小說的內容，似乎有諷刺讀書人的意思。

這篇小說的內容，其實是李彥參考《儒林外史》，自編自寫的一則長篇，書名也叫《儒林外史》，有些內容甚至還會有些雷同。

李彥並不是想諷刺什麼，小說中的有些事甚至多是包有才曾經聽說過的，他只想通過這篇小說，來提醒大家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是否讀了儒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