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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卫平手里涉嫌收黑钱的裁判名单，着实吓坏了中国足协。

表面上，阎世铎亲赴杭州声援打假，但足协一开始就琢磨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2年1月23日，在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足协副主席南勇说，只要主动认错、退钱并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

无疑，足协把扫黑又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这种政治不仅考虑到足球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们的政治是，2002年是世界杯年，中国足球的丑闻一旦闹大了，足协的乌纱帽将会被摘掉。当然，也说不定顺着“黑哨”挖下去，会挖到隐藏在足协里的“黑官”。

偏偏在此时，上海中远状告《球报》的官司胜诉。

现在回忆七八年前那一系列戏剧性情节时，我都怀疑当年的足协是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扑灭杭州燃起的扫黑大火；另一个战场是，他们怂恿或唆使上海中远状告《球报》，以达到敲山震虎、围魏救赵的目的。

事实上，中远状告媒体的胜利，无疑是对裁判一方无声的支持。

闻听这个消息后，几名不时被媒体点名，或已进入宋卫平涉黑名单的裁判，纷纷向媒体或宋卫平、李书福发来律师函。

大意是：这是法制社会，如果你们再不负责任地说话、报道，你们将以诽谤罪或侵害名誉权的理由被告上法庭。

人们疲惫了，麻木了，悲观了，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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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捏造的忏悔信？

只是，在任何一件引起公众瞩目的社会事件中，如果某些足球管理部门不想视民意为粪土，最终都会找出一两只替罪羊宰杀，以达到息事宁人、天下太平的目的，从而也完成对法制社会最蹩脚的注解。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打假扫黑迎来了转机。

在2002年1月初的浙江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培德与另外四十一位代表一起提交了《司法介入足坛打假扫黑》的议案。全国“两会”期间，这份议案略经修改，又由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交到了提案组。同时，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议案，要求司法介入足坛扫黑打假。

2002年3月14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韩杼滨专程通报了事情的进展——2002年2月25日，最高检下发了通知，要求依法处理足球“黑哨”。通知上第一次明确，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依法逮捕，提起公诉。

这一通知被视为最高检察院针对“黑哨”出台的司法解释。司法介入扫黑，由此不再存在技术障碍。司法真的介入后，人们才发现过去那些传闻都没有法律意义，整个扫黑斗争给司法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放在陈培德办公室里的那四万元钱和一封忏悔信。

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这封忏悔信。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地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加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