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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慰藉皇帝，不断谎报军情，诡称捷报频传。

他的那些“捷报”全是假的。谈迁在《国榷》中指出，如果周延儒真心要报效国家，在险要关隘布置伏兵，另外分兵从后面追击，孤军深入、疲惫不堪的清军势必遭到重创。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大量军队尾随在清军后面，放纵他们出塞北上。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周延儒是不是接受了清军统帅的重贿，故意假道放行。这种怀疑显然没有根据，周延儒再奸佞，也不至于做出叛国的事情。但是，如此精明的他，居然在皇帝眼皮底下，谎报军情，实在匪夷所思，或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周延儒此人太精明，太不老实，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是最大的吃亏。他也不想一想，如此众目睽睽之下的战争动态，老是谎报军情，难道不会露出破绽？朱由检并非昏君，那么容易欺骗？他早就有所布置，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派出的情报人员，就在前线，他们打探到真实情况，通过司礼监太监报告给皇帝，所以朱由检了如指掌。他对周延儒竟敢以谎报军情的手法，欺君罔上，大为恼怒，下令五军都督府、兵部官员组成军事法庭，对周延儒“蒙蔽推诿”的案情进行审查。审查虽然是“背靠背”进行的，毕竟受审查的对象是政府首脑，军事法庭不敢对周延儒严加惩处。

周延儒自己深知罪行严重，正惴惴不安地“席藁待罪”为了免于一死，自己向皇帝请求流放边疆。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下了一道措辞极其温和的圣旨：“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

这道圣旨是让他体面地致仕（退休）为了保全对他的恩宠，还赏赐路费，由官方的驿站送他回归宜兴老家。当有关部门的审查报告送上，请皇帝批示时，他回答说：周延儒功大于罪，不必再议了。

就这样，已经做好流放打算的周延儒，居然侥幸逃过一劫，得以衣锦荣归了。

难道周延儒从此就可以优游林下，避开政治风波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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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难说，恐怕凶多吉少。此人复出后固然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秉性难改，私心太重，过于贪婪，一旦下台，言官们决不会放过他。正如李清《三垣笔记》所说，有识之士以为，周延儒应酬交际太滥，门生故旧有所请求，很少有不答应的；他又熟于世故，讲究情面，热衷于权钱交易，对于贿赂是来者不拒。一旦事发，必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遵纪守法势必遭来怨恨，如果徇私枉法必将连累自己，二者必居其一。李清也算是周延儒的门生故旧，了解他的为人，在他势力最为显赫的时候所作的预测，日后果然应验了。然而，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机敏过人的周延儒始料不及的。

突破口就是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志大才疏的范志完，凭借“座主”周延儒的权势而飞黄腾达，由山西巡抚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各镇军务；以后又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辽东宁远军务兼辽东巡抚，不久又兼任蓟州、昌平、通州、登州、天津等处总督。也就是说，辽东、山海关内外、京津地区的防务，完全交给一个总督，这是极不明智的。当年袁崇焕这样的干才尚且难以尽责，何况范志完是一个大言不惭毫无军事才能的人！为什么周延儒会把如此重要的岗位交给范志完，其中必然有不可告人的内幕交易。一旦事发，这两个人都难以辞其咎。

果然，清军从长城的墙子岭要塞突破，攻陷蓟州、北京附近地区。这是范志完的重大渎职事故，官员们弹劾他疏于防范、贪婪无能，要求严加惩处。朱由检考虑到敌军未退，责令他戴罪立功。但是他戴罪而不立功，胆怯之极，始终不敢与清军决战，听任他的军队尾随清军，到处抢掠。

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演祚向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