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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看下来，王彦不得不承认，经过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传教士，每一个都是难得的人才，几乎个个都涉猎铸炮、航海、算学、水利等方面的知识。

相比之下，大明的书院，却只教授四书五经，对于杂学都很少涉猎，而教导出来的士子，也多是只能写文章，却既不懂农政、水利，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

在朝廷运作之中，这些考上进士，得以做官的士人，往往要在地方上摸爬滚打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如何治理国家。

对于国家大事，如治河，兴修水利，筑城，工部的官员也要进过摸索，才能胜任，其中对时间与资源的浪费可想而知。

王彦看见神学院中，除了教授神学的课程之外，其他七成都是杂学，心里有些惊讶，但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大明的各级书院中，也开设诸如算术，农政，水利，铸炮等等杂学，那培养出来的士人，必然比只会文章诗词的士人，要强上太多。

其实中华在很久以前，也并非只重诗书经注，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孔圣人因材施教，弟子百人，士农工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如今却唯重士人，而古时六艺，今时也唯重书而已。

王彦在看完神学院之后，心中不禁一阵感叹，他惊叹西夷成就之时，也发现中华原本也有这些思想，只是后来逐步被舍弃了。

自国变以来，王彦心中一直都在思考，堂堂华夏，为何却被撮尔小族击败？

在面对两都沦丧，朝廷屡战屡败的情况之时，任何大明的士人都会反思，都会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大明不是天朝上国吗？为什么如今败得这么惨？

王彦曾想过，这是因为百姓不知华夏，可汉唐之时，百姓也同样如此，却为何能威震夷狄？

想来问题就只能出现在朝廷和士大夫阶层上了。

因为我们丢掉了许多好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变成现在的模样。

柏应理说，西方经历了长达数百年，黑暗无比的中世纪后，十字军从阿拉伯世界，带回来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使西方发生文艺复兴。

他们从那些已经消失的文明中，寻找到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的光辉思想，使中世纪的西方走向光明。

王彦在面对堂堂大明，汉民万万却打不过区区二十万满夷的屈辱现实时，不得不使他开始思变，不得不使他想到，重拾汉唐的尚武，重拾宋时的开阔，博大。

王彦想从重拾中华曾经的精神，从“民贵君轻”中减民疾苦，收拾人心，从“选贤任能”中提拔人才，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中，重拾尚武，不觉间，“变法”二字，浮现在王彦心头。

王彦想要改革税制，开财源，收商税，减农税。想要改革书院，加入杂学，想要提身武将地位，做到文武并举，但事情却不会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实现。

自古改革必有新旧之争，激进保守之争，王彦真要改变，每一样都会遭受传统势力的反击，不说别的，就说让书院教授杂学，他便会被士林骂死。

这时，王彦心中虽有想法，但肯定不可能立马实施，但他却决定慢慢的做些改变。

离开神学院时，王彦许诺，允许耶稣会在广东传教，但希望柏应理能为他推荐一批人才，他需要再广州，将铸炮坊从新建立起来，而且他准备将军中的武院正式化，除了教授兵书战策之外，对于火器，步战，骑战，后勤，都进行一定的教导。

柏应理立马应下王彦的要求，并写信给远在福建传教的艾儒略，让他到广州帮助王彦建立铸炮坊，并在广东发展基督教。

次日，王彦领着人马，带着从葡萄牙人处购买的一百门火炮赶回广州，便立马将火炮交给施琅。

这些火炮与大明自行建造的火炮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