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3/4页)

在冬季的中国城市里招摇过市的外国游客，一，他们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二，们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三，他们可能在室外气温的判断上误导了本地居民。

虽然我无法充份证明“方完全始终露出嘴脸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不过口罩确实无情地遮蔽了人的笑容（同时也掩盖了其余有助或有损于人际关系的表情），奇怪的是，口罩在社会学、伦理学以及心理学之外为人带来的最直接最形而下的生理困扰，即不舒服，捂得慌，不爽，却一直是被讨论的最少、甚至被忽略的部份。即使偶有人提到“自由的呼吸”，也多是用于哲学上的思辩。也许这也是不证自明的，因为饱受“戴还是不戴”之困扰的绝不限于嘴脸，一部份男性不爱使用安全套的理由与此相当接近：戴上，不爽；不戴，分分钟搞出人命。

脸面上的层层把关难敌思想上的重重困扰，在金钟罩铁布衫尚未练成之前，我的解决方案是变“戴口罩”为“带口罩”：随身携带，戴不戴视情况而定，这种情况其实与病菌无关，主要指他人的态度和取向。他人就是地狱，他人也是天堂——这一点基本取决于他人的戴不戴口罩。耍猴。也就是说，人戴，我也戴；人不戴，我就不戴，除非有人肯像座山雕劝杨子荣那样腆着笑脸劝我：“老九，来来来，戴上戴上，耍什幺小孩子脾气！”

吐一口义痰

明李贽《杂说》云：“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

文学创作的发生过程，原来与吐痰类似。当然“为文”者乃知识份子的吐痰（以此类推，偏爱在公众场合随地吐痰的，应属于当前最抢手的“公共知识份子”），在一般情形下，吐痰是一种公开发表的“痰话”——多数是些脏话。早就有“唾骂”一词摆在前头。“唾”者，口水也，口水是疑似的痰，是未经酝酿的痰，痰是深思熟虑的口水，是口水的Hardcore形态。出口伤人，骂人是攻击性的“话学武器”，善用者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只“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便把王朗生生骂死；相比之下，唾骂堪称更下流、更超限战的“化学武器”，跟韦小宝惯用的捏阴囊、钻裤裆、拉辫子等伎俩一样的下三滥。

另一方面，吐痰比骂人的更危险之处，在于它往往能绕过语言在意义上的分泌而直接伤人肉体。我注意到，虽然武侠小说以写打架为已任，但是金庸比古龙更爱写痰。做为一门暗器，老少皆宜。老的，有“倚天”里的华山长老高老者，小的，有被陈友谅夸张为“魔教中一流高手”的韩林儿。至于欧阳锋，更是“将痰涎唾沫也当作了攻敌利器，夹在拳招之中使用，令人眼花缭乱，心意烦躁。”还有《天龙八部》里练就了五斗米神功“归去来兮”的五指山赤焰洞端木洞主，一口浓痰射出后竟然会像聪明炸弹那样在半空中拐弯，“托的一声”，把个包不同打得“一阵头晕，身子晃了几晃。”

专家称，日本国之所以能在亚洲的SARS疫情中独善其身，与国民的爱干净，尤其是不随地吐痰有关。其实，我怀疑日本人不爱随地吐痰有可能与其不善骂人有关。与其说不善骂人，不如说缺乏骂人的语汇，除“八个雅鹿”外，日语中找不到更多骂人的狠词脏字——当然，此事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民性格的压抑以及排解压力的一些特殊方式。

在我国，口腔活动一向都不比精神活动来得简单。去年年底，我在千龙新闻网读到一组报导，说申奥成功，北京市加大了整治不文明现象的力度，在政府的引导下，北京市民热情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