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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源于这样的情绪，有些地方我想替傅斯年辩驳一下。如第十三章“日暮苍山远”一节中提到，“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与台湾各高校、科研机构相继而生，……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这段话，我觉得岳南引申过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门派。文人相轻自古有之，起一家之言，创业立派也是许多学者的梦想。将产生学阀的帽子扣在傅斯年头上，有点不太适合罢？

此外，岳南在书写傅斯年到台湾之后的事迹时，相较于对陈寅恪同时期的描写，笔墨简略不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取得不易之故。平心而论，岳南已然提及许多傅斯年的重要事迹，如请聘教授、在四六事件中保护学生等。然而，在讲述到台籍学生与教授的聘请事宜时，提及相关人士郭国基的口吻，其间所显现的不屑，则让我觉得他对国民党领台初年，台湾本地人与国民党外来官僚之间的冲突缺乏深刻的了解。对郭傅论争的描述，相较于对陈寅恪遭批斗致死的过程，显然粗糙许多。

郭国基何许人也？他生于1900　年，屏东东港人。家族笃信基督教，后因经商致富。郭国基遂得以赴日就读明治大学政治系。生长在日治时期的殖民地，受的是新式教育，郭国基与同时期许多青年一般，对日本的统治深感不满。他前后参加了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等组织。“郭大炮”的称号，即是此时期，林献堂讶于郭国基的热血敢言而替他取的绰号。1925　年，郭国基于日本加入国民党东京支部，在此前他曾经前往中国晋见当时总统黎元洪，希望台湾能回归中国。回台湾后，因东港事件而遭日警下狱，虽全身而退，但因审判时程，也已羁押三年。战后，于台湾举办地方自治选举时，以反日英雄形象高票当选省参议员。后因提倡要进一步落实地方自治，而成为国民政府藉二二八事件*的台籍菁英中的一人。这样的人，会不清楚是非黑白地“炮轰”傅斯年吗？

所谓“炮轰傅斯年”一事，实际上并不能仅以“哗众取宠的政客”对上“鞠躬尽瘁的学人”这样简单而平面的框架观之。国府迁台之后，百废待举，台湾的基础教育虽依旧完善，但高等教育却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此点由傅斯年迁台后为台大所做的诸多努力中亦可窥见。全台除了三专科外，只有四所大学。而包括郭国基在内的台籍议员（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对升学管道的阻塞感到忧心不已，认为长此以往，国家竞争力将下降，极力要求政府增设公立大学，或者开放私立大学的设置，但两者均被拒绝，大学入学名额与毕业生之间，依旧是僧多粥少的态势。而这样的情况，又因国民党政府的特权式加分制度（包括边疆生、侨生、退伍军人、外交子女等），使得台湾本地青年的就学空间加倍的受到挤压。“郭大炮”与“傅大炮”论争的背后，是“本地生受教权”与“品质管控”之争，也是新统治者与旧有地方势力之间权益冲突的展现。拥有伟大学人风骨与品格的傅斯年值得尊敬，爱乡爱土、为本地学子请命的郭国基亦然。

除此之外，书中最后提及“傅园内外，那枝叶繁盛，高耸入云的椰子树，既象征自由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