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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力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广泛性、群众性。即通过领导与普通群众的广泛参与，人人关心思想工作，人人参与思想工作，形成了“好人好事有人夸，歪风邪气有人抓”的局面，以及积极的、健康的舆论导向。不管员工原来的思想基础如何，只要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工作和生活，都将受到影响和熏陶。久而久之，其思想和行为方式就会发生变化。

我军思想教育的这一经验对企业文化建设也有重要意义。现在一些企业文化建设之所以搞得不好，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只是少数管理者以及负责企业文化工作的部门关注，而绝大多数员工对此漠不关心，并且置身事外。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良好文化氛围的形成，而且大大降低了思想教育的说服力。有些道理如奉献精神，由员工自己讲就比由老板来讲更有说服力。对一些是非争议和不良倾向，由德高望重的老员工站出来主持公道，展开批评，效果也会好得多。

思想工作的群众性影响其有效性，是思想教育的一条普遍规律。国外管理学在研究思想灌输的规律时也强调，“没有什么机会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讲坛是无足轻重的，没有什么听众是幼稚可笑的”。主张尽可能地发动所有员工，利用一切场合，开展思想教育。

8�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

我军思想教育历来强调两种力量，即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主张作为管理者特别是思想工作者，既要善于讲道理，用真理去教育人、感召人，又要亲力亲为，努力践行自己提倡的道理，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为部属做出榜样。讲道理固然重要，可做表率更重要。用部队的老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领导者的模范作用和人格魅力，本身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历史上许多人之所以能走上革命道路，之所以在革命大家庭中健康成长，不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嘴巴特别能说，善于煽动，而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而近些年，包括军队在内的思想教育之所以软弱无力，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并非讲的道理不对，而在于相当多的党员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一心只为个人捞好处。

身教重于言教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精华。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历来主张“以德治国”，而德治的前提就是领导者本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儒学经典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类的论述比比皆是。古代志士仁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内圣外王，其中外王是以内圣为基础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首先自己要努力成为圣贤。因此，管理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把自己管好。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古代兵书对带兵者也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冬不服裘，雨不张盖”等，强调带兵者必须与将士同甘共苦。

现代企业管理中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一些企业的文化建设之所以效果不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者说的与做的不一致，不能在践行企业文化理念上为员工做出好样子。另外，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让员工感到自己只是他人赚钱的工具，引起心理不平衡，直接动摇了企业文化赖以巩固的基础。彼得·德鲁克曾多次告诫经理人：“如果公司内最高和最低工资的差距达到20∶1，这已经临近警戒线了。倘若这种悬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那么只会造成员工对公司的不满，并造成员工士气受挫，那么公司必然会遭到重创。”

9�注意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

典型是理念的人格化。树典型等于树旗帜，其实质就是将一些值得提倡的精神，必须坚持的原则，需要推广的经验，具体化到一个或几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物或事件上，使之教育人、感染人，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关于先进典型所能起到的思想教育作用，毛泽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在如何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