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2/4页)
,土墙枯树,偶闻狗叫,一片静穆。农民朴实而热情,把旱烟袋递给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个青年农民向我赠五言诗,我愉快地应和回赠。有时也不免闹笑话,乍见农民如同乍见老外,觉得他们长一个样,判断不了他们的年龄,见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民开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话出在执行这次下乡的任务上。我负责写一个老雇农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在我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候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
去平谷只是下农村的小小前奏。从1964年开始,全国党政机关人员包括高校师生组织成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整个大学第三年,我们在顺义县城关公社搞四清。原先宣布只参加这一期,然而,该上四年级时,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学系搞学校社教试点,哲学系停课,便安排我们先去首钢劳动一个月,后到怀柔县崎峰垞公社参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顺义,我被分配在城关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工作组是混合编制的,共六人,成员来自不同学校,组长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一名女教师。一间农舍兼男宿舍和办公室,我们没完没了地在那里面学习和开会。房间里整天烟雾缭绕,把我也熏成了一个忠诚的烟民。我抵御不了烤烟香味的诱惑,一开始卷喇叭筒抽着玩,后来就自己买烟,从八分钱一包的绿叶过渡到两毛一一包的黄金叶。时常为生产队里的问题发生争论,我和小傅总是“右派”,那个小严永远是唱高调的“左派”。小傅是轻工业学院的男教师,有动人的歌喉,为人轻松随和。小严是科技大学的男教师,担任副组长,正在争取入党,整日绷着一张煞有介事的面孔。我发现,“右派”和“左派”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常识,而不尊重常识的人往往有极强烈的功利心。大队会计刘殿才在我们生产队里,便成了我们工作组的重点清查对象。这个人十分精明,能说会道,无论怎样攻心、查帐,都无奈其何。最后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里一个女青年拉进厕所里发生了多少次关系。他说那个女青年是情愿的,那个女青年说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组为此分别对二人进行了一次次讯问,结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负责队里的青年工作,这项工作单纯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欢我这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也把我引为子女的榜样。
怀柔如今已成为北京人消度周末的休闲胜地,当年却以穷山恶水著称。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台子大队,工作队的指导员是一个军人。与第一期的大兵团作战不同,这一期人员较少,全队不过几人,不再分组。同队还有两个北大学生,都是西语系的,一个是从中央警卫团转业的,担任工作队长,自我感觉极好,总与一个从农村抽调上来的风骚的女队员打闹厮混,另一个是比我还笨拙的书生,成了经常遭指导员数落的受气包。我身上右的倾向根深蒂固,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队里有一个老汉是“坏分子”,戴帽的原因只是与大队书记吵过一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耿直勤劳的人,便坚决主张为他平反,结果被批评为阶级立场不稳。我还十分同情一个富农的女儿,她是一个漂亮温顺的姑娘,却不得不经常参加为地富子女召开的会议,恭听侮辱性的训示。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我领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等级制度何其严酷,所谓四类分子固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实际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贱民。我不能不将心比心,设想自己倘若投生在这样的人家,情形将是何等悲惨、绝望、不公正。
那时候怀柔山区的农民真是穷苦。大石山中仍要以粮为纲,便只好炸开石山,沿坡垒筑坝阶,造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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