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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块一小块薄田。造田之后，为了解决水源，还必须凿石开渠。隆冬季节，我常和农民一起在山坡上抡镐，领略过与顽石搏斗的辛劳。然而，产量仍然极低。我们吃的是派饭，除了四类分子和特殊困难户，一家吃一天。人们尽量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也不过是杏叶馍之类。村里常见因近亲通婚造成的痴呆人，还有一个患梅毒的老太，鼻子、手、足都烂掉了，天天匍匐在院子的地上。生产队长是一个复员不久的军人，人很正派，因为自己的胃病和村民的落后而总是愁眉苦脸。我和一个养牛老汉睡一条炕，染了一身虱子，一件棕色毛衣因为结满虱卵而变成了浅灰色。开始感到痒，恶心，浑身有小虫子在爬，时间一久也就麻木了。有一回，我独自去远处一个村外调，在山路跋涉了大半天才到达。调查完毕，天已黑了，当地工作队的人留我与他们同住，我十分犹豫。我是为我的满身虱子自惭形秽，如果我住下，肯定会传给他们。如果要当日赶回，只能抄近道，翻一座大山，山上有野兽，而且几乎必然迷路。最后我怀着一种罪恶感住下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社教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发动两年后直接导向文革。不过，当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此茫然不知。在运动中，也曾为上头精神的多变感到奇怪，例如开始时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后来又批为形左实右，但只是奇怪而已，未能深想。1966年6月1日夜晚，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攻击校长陆平及校党委的大字报，次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聂元梓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其余六人也都是哲学系的教员，我闻讯自然为之震惊。几天后，指导员宣布，接上级通知，北大学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鉴定不做了，每个人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自己做出鉴定。

十五、洪流中的兴奋和疑惧

从农村回到学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种火热的气氛之中了。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大抵是指向业已倒台的旧北京市委、校党委以及各系总支的。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们十分兴奋，三五成群热烈地议论着。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贴出到广播，几天之内，留校的师生已分成两派。当我们回校时，胜负早已分晓，保陆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聂元梓的一派则兴高采烈，四处演讲，向刚返校的听众介绍其光荣的战斗经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我也异常兴奋。一向在台上指手画脚的校领导突然被打倒了，虽然派进了工作组，但学校仍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常轨不复起作用。列宁曾把革命称作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是一派过节的景象。革命意味着暂时的权力空白，人民一向受着严格的管束，现在突然没有家长了，成了无人管束的孩子，洋溢着乍获自由的喜气。大字报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隐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强烈的隐忧乃至恐惧。事实上，早在半年以前，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种忧惧就已经开始。我不知道高层斗争的内幕，但是，对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作出极端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臆测，据此在政治上提出吓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轨一起，常识也被打破了，如果说常轨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识的打破却使人迷惘了。魔鬼已从瓶中放出，它将施怎样的魔法，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红墨水打着一个可怕的叉叉。那张大字报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