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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所，李濟之以其行為不正，不願收納，余遂拒絕之。彼即因此懷恨。

這日記一開頭說「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後語不對前言的話。

因為這種語氣，好像他王世傑以前不知道「李敖」似的，事實上，早在一九六三年九月

十日的日記中，他就有這樣的話：

台大畢業生李敖甚有才華，與胡秋原涉訟（彼此均以誹謗為訴由）。余頗欲成全李敖學

業，勸彼等中止訴訟，但似不能說服胡秋原。

可見王世傑早知李敖是誰，兩年後竟用這種語氣寫日記，顯然別有居心。當時「中央研

究院」不接受梁實秋的推薦，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員胡秋原等人，但卻假託出一個李敖

人品上的理由，這是最高學術機關負責人不該有的懦怯，也恰恰反證了人品上出了問題的，

原來是他們自己。他們在人品上既未能堅持道德勇氣、也未能維護學術尊嚴，甚至起碼的知

人論事的求真態度，都出了問題。例如他們假託出所謂李敖「品行不端」、「行為不正」，

就是毫無根據的。當時是一九六三年，上距我台大畢業當兵退伍才兩年，我還是台大歷史研

究所學生的身份，為了貼補研究生公費的不足，在開國文獻會做「雇員」，每月賺一千元。

試問這樣一個單純的二十多歲的青年人，究竟有何赫赫履歷如王世傑、李濟者，可有在人間

上下其手，施展所謂「品行不端」、「行為不正」的機會？這樣一個青年人，既未有機會如

王世傑之賣國、矇混舞弊，亦未有機會如李濟之奪權、占著學術茅坑不拉屎，而王世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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