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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合会，又容易被乡镇本土恶势力操控，不管是采取哪个政策，地方在公田问题上的表现都不佳。随着帝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展。我们现在更应该让土地自由流通，允许土地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扩大兼并规模。”

宋彪有点不耐烦了，很干脆的说道：“有问题就先想办法进行改良，如果因为麻烦而废除，是否会有超过数千万的农户失去土地，沦为佃农？这是什么时代了，难道还一定要有地主存在吗？”

宋教仁则道：“陛下，保证人人有田种的理想确实伟大，但这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维持这种政策的社会成本太高了，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种不公平的问题层出不穷。在南方的很多县，公田甚至能占一个县的耕地数量的1/2，但这些耕地基本都被当地大宗大姓的农户瓜分。在帝国工业化进程如此迅猛的今天，我们的工业还是缺乏大量的劳动力，农民需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宋彪指责道：“你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帝国现在有1。7亿人口是农民，不是每个农户家庭都擅长种地，都擅长经营，你不能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帝国泛滥，让自然去淘汰他们。人类的文明在进步，我们有责任照顾弱势的群体。你说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但我们初衷是好的，只是办法上不对，那我们就应该改变办法，只要我们努力，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你不能抓着这个问题当作政治议题去炒作，是的，这个问题炒作起来确实有利于民主党，但真的将公田体制废除掉，那就真的有利于所有农民的生存吗？”

宋教仁沉默不语。

他和宋彪皇帝确实是有多年未曾接触了，所以，对于皇帝目前的政治偏向是缺乏了解的，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他非常想执政，想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善中国，而且，他也坚持很多自己和政党的理念，他和民主党现在一个最为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尽可能的保障社会的公平。

帝国的公田制度是农业税改革政策的遗留问题，因为当年强制规定耕地持有量超过一定限额是要额外征收巨额的税款，国家同时有权回收超额的耕地，通过这样的政策，欧阳赓内阁时期大量回收了全国超过1/4的耕地。

按照最初的设想，欧阳赓首相是考虑逐步将这些公田出售给耕地数量较少的农户，但到了顾维钧内阁时期，顾维钧就改变这个设想，转而采取廉价租赁的政策，以强制性的政策保证人人有田种的政治承诺。

这个政策某种程度上是顾维钧能够连任两届的根基，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公租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大量不公平的现象，农村大宗大姓宗族以各种名义霸占公田的事情非常普遍。

比如一个李家村，他们一个宗室有百余户人，在村里占2/3的数量，他们就可以操控本村的农合会，操控村长的选举，然后采取各种手段将公田都霸占下来，只有李姓能够拿到公田，逼迫其他农户家庭离开。

现在国内有一种政治议潮，那就是取缔村长选举，或者限制村长权力，改变传统的农村自治惯性，在各村都建立普遍的警察所机构，由警察所机构维持地方秩序，而公田的分配执行一概由县一级的政府机构控制，或者是由县政府委托农业协会负责，这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限制农村大姓的影响。

这个说法普遍遭到了比较大的反对，如果光复党坚持这么搞，它很可能要损失上千万张选票，甚至更多。

现在帝国总计有合法选民1。35亿，全国各乡镇的农协控制着大约三千万张选票，所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票仓，轻易是不能得罪的。

顾维钧迟迟不敢搞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还就是忌惮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当然，民主党目前的倡议和主导政策要比光复党还激烈一些，他们的态度就是直接取缔，但这个倡议还真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