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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自己过人的智谋和高超的政治远见，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御燕、侵陈，大胜之；伐许、克息、御北戎，攻必克，战必胜，可谓所向披靡、战绩显赫。至于在公元前701年，郑庄公能够召集齐、卫、宋等大国诸侯会盟于恶曹（今河南延津西南），俨然已是诸侯霸主。他倡导的称霸之风被后来的齐桓公、晋文公发扬弘大，成了春秋时代的显著标志。郑庄公不愧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杰出政治家。

郑庄公的一生是纵横捭阖的一生，在东周早期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但正是这位有着非凡胆略的政治家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犯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失误。一个重要失误是生前没有对太子忽（即郑昭公）之位作出妥善安排，以致自己一死，郑国立即陷入郑昭公和郑厉公（公子突）之争，使郑国形成两君并立的混乱局面，为害甚久。另一重要失误是重用高渠弥，这为郑国留下了严重后患。在他去世前不久，庄公想立高渠弥为卿，时为太子的昭公坚决反对，庄公不听，执意用高渠弥任大臣。及昭公为君，高渠弥害怕昭公借机杀己，便乘跟昭公出城打猎之机，射杀昭公，并与权臣祭仲合谋改立昭公弟子亹为君，使郑国陷入内乱之中。当然这两种疏忽可以说其实是一种疏忽，总而言之是没有使得郑昭公能和平顺利地继承王位。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当年成功地解决了的立嗣问题而老谋深算的郑庄公却在此跌了个大跟头，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不已。对于郑庄公来说这是个十分平庸的错误，却也是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历史在此又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和轮回。当他于公元前７０１年病逝之后，郑国很快陷入无休止的内乱之中，郑国空前强盛的态势戛然而止。虽然郑国因为内乱纷争而一蹶不振最终衰落下去，但却并不能掩盖郑庄公在历史上的辉煌功绩。

秦灭六国的历史思考

历来人们对秦灭六国是颇不服膺的。但秦之灭六国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来有自，理固宜然。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秦至少占据了以下有利条件：

一、偏安于西部边陲，占尽地利。

古人一直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占据有利的地理条件是决定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一项重要因素。秦国就占据着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理条件，远处西部边陲。在秦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秦国避免四面受敌之困境，巩固既有之胜利成果。退可以偏安于一隅，进则可以逐步蚕食天下。

秦原本为西方一个小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西周宣王时任秦仲为大夫，即位为秦之侯王，讨代西戎。自犬戎大闹东京之后，位于北部的诸戎各部便成了东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一大隐患。周平王东迁洛邑之时，出于防范北戎的需要，特许当时的秦襄公专伐犬戎的大权，以所夺土地尽可赏赐给秦为条件，希图让后来直到相当强大之后还仍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的秦国能：“以夷制夷”，杜绝后患。“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这些近代人才熟知的名词，早在东周草创之初便有了绝好的历史例证。周平王在此又创造了一项“中国第一”的“记录”。

当时的东周政权应该说比秦要强大得多，为什么自己不主动出击以开疆拓土，反而相求于一个葺尔小国呢？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周平王缺乏政治远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其祖辈及父辈在与诸戎各部族的较量中并没讨到多少便宜。周朝与之前确立的作为中央政权存在的夏朝及商朝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周朝是一个实际掌握地盘相对狭小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央政权掌控着全国的局势，抓住有利时机开疆拓土其实也是周朝求生存求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周平王却轻率地放弃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秦国占据西部边陲，对北戎知根知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