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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是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当然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以是否有利于她的权力的巩固为前提的。慈禧与思想极端守旧、凡事只考虑个人狭隘利益的封建顽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不损害其切身利益不危害到她的地位的巩固，她甚至部分倾向于变法。譬如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期间，她便支持洋务派而反对顽固派。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明确地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时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因此如果康有为等改良派和光绪皇帝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变法运动甚或更依照王照的意见，“奉之（慈禧）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争取慈禧太后对变法的进一步支持，这样更有利于排除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得以继续向前推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仅忽视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不必要地卷进后党、帝党之争，迫使慈禧太后从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悍然发动戊戌政变，使得变法中途流产，应该说这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然慈禧太后无论怎么评价始终都是中国封建主义结出的一个毒瘤，对她并不能抱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采取更富有策略性的方式还是应该的，就象两千年之前的范雎所做的那样，在变法未取得任何成效之前尽可能避免节外生枝。

2、没有处理好与洋务派的关系以期统一立场

洋务运动的持续时间从1860年代开始至1895年因甲午战争失利而结束，是当时的一些中央或地方的比较开明的实力派人物兴起的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进而达到维护清朝统治的实业救国运动。必须说明的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艰难形势下，为了保护清朝的统治地位，慈禧太后是依靠和支持这些拥有中央和地方政治和经济实力并得到外国赏识的洋务派的。洋务派与变法一派的区别在于他们长期处在*的第一线，拥有丰富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处事比较务实重利。虽然说当1898年戊戌变法时洋务运动已是昨日黄花，但其在中央和地方还是广有政治和经济基础的。没有协调和处理好与洋务派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未处理好以李鸿章为代表中央当权一派的关系及未能协调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李鸿章是洋务派在中央的实权人物。他对当时骤然兴起的变法运动是持赞同态度的。变法过程中在他的权限范围内为变法运动的顺利实施是作出了一定的努力的；在变法遭受失败的情况下，他仍直言“捕*之谬”，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成员。当西太后训斥他说有人告发他是*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康有为则对李鸿章的有力声援一概回绝，使维新派失去了来自李鸿章对变法的支持与肯定，造成洋务派内部对维新运动的否定和排斥，严重削弱了其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地方上，变法运动甫一开始因为变革主张比较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尚能志同道合，推动变法活动的发展。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维新派的空洞激进与稳重求实的地方洋务派之间也开始产生裂痕。维新派更因不必要的思想争论而与洋务派渐行渐远，使得维新派的势力日渐单薄，最终被时代的浪潮所吞没和湮灭。

3、维新派与民众矛盾的激化

维新派成员多是由旧的封建读书人转化而来，带有十分浓重的旧知识分子的陋习，他们不知道唤醒民众对变法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信任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其激进的变法主张甚至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得人民群众不支持不理解其变法主张使变法失去了群众基础。说起激进，之后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毛泽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