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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斗争扩大化了。’依你看，这种认识是不是达到了的真理高度？是不是也如你所说的，社会发展经过一次迂回后，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这种认识这个新台阶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尤瑜向来只喜欢谈摸得着的实际问题，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的理论，因此进一步针对实际提出疑问。竹海沉思了片刻，站起来在房中踱步，如抽丝一般，悠悠地说：

“这是个理论问题，我也不一定能说清。我想，大凡理论来源于实际，理论是否正确，还得用实践来检验。凡事物质的改变，总与量有关系，过了一定的量，质就会发生变化。一个苹果烂掉了百分之九十九，总不能说基本上是个好苹果。六个人‘犯罪’；你抓了八个；可以说‘扩大化’；你抓了九或十个，再说‘扩大化’已属勉强；你若抓上一百，一千，乃至一万，就再也不是什么‘扩大化’，那就是一场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一样的蓄意的谋害了。二十几年前，反右斗争中抓了五十五万右派，二十年后，经中央核定，中央一级没有抓错、不能改正的大右派只有五个，外加一个二十年后不肯承认错误的大学生中央圈定不能改正仅九个。加上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改正的，总起来全国没有改正的也不足五千人，并且有的还在继续改正中（据当年任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回忆），可见这次运动中，错划的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一个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搞错了的运动，难道还要肯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吗？因不足五千人有‘罪’（就算他（她）真的有罪）；而令五十五万的无辜者陪着他们‘赴刑场’，且达二十年之久，这种明目张胆的群体迫害、践踏人权的行径；岂能以‘扩大化’轻描淡写了之？再说十年文化大革命被整的干部中，免不了也有少数几个贪赃枉法、作风败坏的，那么能不能因为有这么几个败类的存在，就能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可见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一样，错误远远超过了一定的量，性质当然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有人还要将一个腐烂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苹果，剔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的腐烂部分，食用其中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他认为没有腐烂的部分，甚至还认定这个苹果基本是好的，那么，这个人不是比葛朗台还吝啬千百倍的不可理喻的疯子，就是自欺欺人的骗子！因此，我们不是疯子、骗子，我们没有理由肯定一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反右派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当时是不是存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的情况。‘擒贼先擒王’，首先我们就审视当年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之王的言论吧。当年，最能体现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的领导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应该是那些至今还不能改正的右派分子，其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在整风运动中分别发表了被称为中国右派界的‘三大反动理论’——即章（。dushuhun。）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当年全国报刊在党中央号召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dushuhun。），万箭齐发，重炮猛轰，对这‘三大反动理论’进行了密集性的批判。可见这‘三大反动理论’应该比砒霜还要毒的毒箭，那么它究竟‘毒’在哪里呢，现在不妨让我们再回到四十多年前那场运动中去，见识一下他们的‘反动理论’吧。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了章（。dushuhun。）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