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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是共產黨，後來被國民黨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國民黨大員，就拉他跟國民黨合

作，免了他的死刑，還做到濟南市長。到台灣以後，他擔任國際關係中心副主任，當時的主

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還有吳俊才。「道明死後，吳俊才當上主任，他就退休了。

他請我吃飯時，講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他給共產黨辦過《紅旗》，他知道什麼是好文

章，並且知道怎麼樣辦宣傳。他這輩子所看過的文章里，能有魯迅的諷刺、胡適的清晰、陳

獨秀的衝力，惟獨李敖一人耳！他說：「現在是團體對團體、組織對組織的時代，你只是一

個人，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傑，如果他只是一個人在這裡，誰又能

比你做得更多、更興風作浪？」他又加強語氣說，「李敖兄，不要以為你在這個島上無能為

力，不要以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澤東或周恩來他們一個人來到這個島上，他們也不能比

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個人的時候，沒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談，使我明確感

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遠要走向一個人的戰鬥路線了。但是，現在的戰鬥是群

體對群體、集團對集團、組織對組織。當個人對群體時，個人便變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進

入一個群體，變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護。如果純粹是一個個人，那就毫無力量。這種現

象，表現在企業主管和政府大員身上尤為明顯，這種入在台上風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變成

一個個人時，他就什麼都不是了。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台上神氣活現、一下台就泄氣完蛋的

道理，所以，他們看似很強，其實很弱，因為他們變成一個人時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蔣介

石如果只剩下他一個人，他絕對不如李敖行。我當兵的時候，我那個副連長每次小便都要拉

人陪他去，因為他沒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個群居動物，根本沒有了自己。而我，我

完全是一個個人——最有力量的個人。我能夠獨來獨往，也能夠孤軍作戰，我不是群居動

物，但我卻一再展示個人的力量出來，絕非人海微瀾、沒沒無聞。在現代的戰鬥形態中，我

是最後一位展現個人力量的，可說是「末代個人」。我死了以後，這個世界大概很難再出現

這種伏爾泰式的怪傑了。

在文星時，一九六三年，美國《紐約時報》的名記者德丁（tillan durd）、美國新

聞處的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 bottorff）約了我，三個人在一家咖啡館裡談話。在德

丁提出的問題裡面，有一個很有味兒的題目，他問我：「為什麼在台灣的這些大學教授們都

顯得活力不夠？為什麼他們不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我的答覆是這

樣的：台灣大學教授們不是沒有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的情況，可惜那

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時代教授們的氣象。現在不行了，現在他們老的老了、死的

死了、墮落的墮落了。留在大陸上的許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鬥；而到

台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他們在台灣島上，十足表現出「沒辦

法」和「無能」的醜態，這是不難想像的，他們只是把持住現狀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進步

與朝氣了。為什麼我向德丁表示到台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