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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咸以改定君宪为救国大计。现在国民代表大会满、蒙、回、藏国民代表投票决定国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具见薄海人民，心理大同。惟是国体既定为帝国，帝位必归于圣人。四年以来，国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我四万万蒸黎身家子姓，实托我大总统一人之覆帱！我国民为人民谋长治久安之厚福，为国家图创业垂统之宏规，亿万同心，归于圣德，代表等谨以满、蒙、回、藏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伏愿顺应天人，践登大位，皇建有极，民悦无疆。一统定基，保四千年神明之冑，奕叶蒙福，遂亿万姓归往之诚。代表等不胜欢忭跂望之至，等情。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又同日令云：“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艰，无从息肩。而临深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实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弗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此令。”

二十日，复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至此不能不略述袁氏称帝与外交上之关系矣。袁氏即真之延迟，则初有三国警告，继之以五国警告也。警告之主动为日本。然日本在始固赞成帝制者，五月九日之事件，交涉暗昧，早有助成帝制为签字条件之说。待交涉结束未久，日本公使日置益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大隈伯、日置益皆曾对其国人宣言，谓中国进行各事，甚为顺利。当帝制倡议之初，陆徵祥先言外交甚不易办，曹汝霖亦言不负责任，袁谓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办妥。袁所谓外交，本着眼在日，再证以当日日置益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

当共和初建后，日本朝野以中国采用共和制为愚妄，谓共和无益于中国。帝制初步进行时，日本有力人物及报界论载，多表赞成之意，并称如中国君主立宪，与日本国体甚有利益。其实非真赞成，不过欲藉此以启中国之内乱，坐收渔利。故至此忽改变态度，提出警告，无非希作进一步之胁取耳。盖其时日本对华政策，因见欧洲各国，尽行卷入战争旋涡，而认为此乃“日本从速解决中国问题之好机会”，《黑龙备忘录》中，记载了了，兹节录数段如下：

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碍。何则？共和国之主旨，及其人民社会上道德上之目的，与君宪国绝然不同；其行政与法律，亦相抵触。若日本作中国之监护人，而中国一一模仿日本，则两国遂可彼此尽力解决远东问题，而无不一致不同意之处。故为再建中国政府起见，为保持远东永久和平，及为实现日本帝国政策之成就起见，我日当利用目前时机，变中国共和政府而为君主立宪，使与日本之君宪一致而与他国各不相同为起点。……变更中国政体，实再建中国时所当采用惟一之主义。且现时亦为我日鼓励革命党及其他不满于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国起事之良机。现时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资本之不足。若帝国政府能利用其资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则中国全国，大乱立见。我日于此，乃可起而干涉并整理之。

吾人当容纳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