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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不太长，他家里出了一件大事：生亲也就是那个被袁术瞧不起的丫环去世了。汉朝以孝治天下，父母亲去世做儿女的要守三年丧，担任朝廷公职的必须离职守丧。袁绍于是离开濮阳回到汝南郡汝阳县为母亲守丧。袁绍虽然只是个县长，但作为袁家最被看好的下一代，他这时已经很有名气，结识的朋友很多，办丧事居然惊动了数万人来参加，许多人是从几百里、上千里之外赶来的，车子来了几千辆，其中就有正在洛阳太学当学生的曹操以及好友王俊，不过曹操和王俊只能在外围看看热闹，暂时上不了袁家贵客的名单。

守孝是很苦的差事，不仅时间很长，而且规定很多，不能住在家里，只能在父母坟前搭个简易棚居住，期间不能东跑西窜，不能吃肉，不能有娱乐活动，过惯了荣华富贵日子的人根本受不了，表面上悲悲戚戚，心里肯定如煎似熬地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可是，当袁绍在母亲坟前守完三年孝可以回去重新工作的时候，他却突然向朝廷请求把丧假延长三年，要为已故的父亲也守三年。

袁绍的生父并没有死，他最后死于董卓的屠刀，袁绍要为守孝的是他的继父袁成，袁成死得很早，袁绍当时太小或者还没有过继给叔父，总之当年没有正式为继父守过孝。袁绍的举动被理解为更大的孝行，因为这个孝现在并不需要追补。袁绍的孝行受到大家的敬重，于是他又在继父坟前搭起个简易棚开始另一个三年清心寡欲的生活。纵观袁绍的一生，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也很会作秀，不过暂时放弃正在高歌猛进的仕途只为博得一个行孝的名声代价似乎太大。守三年孝这个制度在以后朝代里还经常实行，有些正在走官运的人一到父母病情加重立刻提心吊胆，生怕关键时刻不得不离开官场。在明清时代，对于那些实在不能请长假的重要人物，天子可以下诏书要求他不用守孝，这就是“夺情”。像袁绍这样三年还嫌不够要求追加三年的人，在官场上不知道是不是独一份，但肯定是极个别案例。

其实袁绍这一回还真不是作秀，也倒不是他对继父感情有多深，而是有难言之隐。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党人被禁锢，遭到*并剥夺政治权力；所谓“党人”，就是像袁家这样的士大夫阶层，是区别于宦官、外戚的另一股政治势力。汉朝末年这三股政治势力恶斗不止，今天你占上风，明天他占上风，袁绍刚入仕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是宦官和外戚占上风，像他们家这样的党人成为打击的对象。袁逢、袁隗官场经验很丰富，虽然没有受到宦官们的直接打击，但他们家社会关系太复杂，跟很多党人都有姻亲关系，尤其是他们的亲戚李膺更是宦官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宦官是政治伦理极差的一族，*党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动不动就株连九族，在这种情况下，袁绍要求延长丧假就好理解了，他是利用人们对丧者家属的同情心来避祸。

世受国恩却广交异端分子

袁绍结束了“在冢庐六年”的守孝生活后回到洛阳，按照制度，他应该到有关部门销假，再回原岗位工作或者由朝廷重新安排工作。袁绍担任的是县长，级别虽不是太高，品秩只有六百石，但责任和地位重要，均由天子直接任命，是朝廷直管的干部，袁绍此时应该到尚书台报到。

但是，据《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一回到洛阳就隐居起来，不随便见客，所见的都是“海内知名”，或者是“游侠”。袁绍见名士没有问题，因为他的生父袁逢和叔父袁隗等人不是九卿就是三公，门口净是排队等待接见的人。不过，袁绍经常见“侠士”却很有问题，因为“侠士”在当时可是一群敏感人物。《史记》有游侠列传，司马迁曾满腔热情地歌颂侠士们急人危难、守信重义、最后建立功业的品质，汉初的张良无疑是这类侠士的代表。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汉武帝起对各类游侠持抑制和打击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