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2/4页)
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谋杜断”。在封建社会中,他的人生道路决定了他只能做一个顺臣,而非直言敢谏之臣。他与李世民早已成为了君与臣,主与奴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使得他不能僭越封建礼教一步,他得时时刻刻谨守为人臣之礼和本分。高处不胜寒,他得一如刘邦时的萧何一样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以免一朝不慎为君王所不容。
但是魏征却不同。当房玄龄为李世*筹帷幄平定社稷之时,魏征先是投靠元宝藏,继而转投李密,被窦建德俘获后再投窦建德。窦建德为唐军打败后,又被时为太子的李建成招为洗马。他还因多次劝说李建成对李世民采取果断措施为李世民所忌恨。可以说在贞观之前他一直游离于李世民的权力圈子之外。他们之间还远没有确立君与臣,主与仆的关系。这使得魏征有了成为一个直言敢谏之臣的特殊身份。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才与魏征有了的第一次直接对话,当时李世民质问魏征说:“你挑拨离间我们亲兄弟是何居心?”魏征却回答:“太子如果早听从了我的话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了。”正是这样的一次对话,使得魏征以其敢说真话,违逆之语的鲜明个性而进入李世民的视野,从而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倘若历史有了其他可能性,譬如是故太子李建成做了皇帝,即使是李建成会一直重用魏征,那么魏征是否能成为这样的直言敢谏之臣?我想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他是李建成的旧臣,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也只能做一个房玄龄式的宰辅之臣。
无独有偶,唐太宗时还有另一个直言敢谏之臣王珪,他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背景与魏征相仿佛,也曾出任故太子中舍人。玄武门之变后因受牵累被流放到隽州。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计前嫌拜为谏议大夫,在此职位上他就曾多次强颜直谏,深为李世民所忌恨,也深为李世民所器重。王珪的一如魏征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他只能成为谏臣而非辅臣。
魏征及王珪的特殊经历给今人这样的警示作用:盲目的愚忠,循规蹈矩,从来没有真正的批评。一个人需要跳出从某种故有的圈子之外看待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的兼“思”则明,所谓旁观者清正是此理。
三、魏征的历史作用
关于魏征的历史作用前人论述亦多矣。我只想就如下事实谈论些个人拙见。
在隋文帝时期,由于文帝杨坚之文治武功出现了开皇盛世。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使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魏征对唐朝的盛治怀有远大的抱负和殷切的希望。
曾几何李世民常常在群臣面前长吁短叹道:“现在国家是大乱之后,真是很难治理啊!”魏征却回答说:“其实大乱则容易达到大治,就象饥饿的人容易喂饱一样。”李世民虽频频点头,但还是显得有些缺乏信心,接着说道:“听说即使是圣人治理江山也需要百年时间之久呢!”魏征却回答说:“这些话不是论圣人君子的。圣人治理江山上行下效,来得如同回声一样快,很快就能实现,是不会很困难的。”坐在一旁的封德彝则对此深表怀疑:“实际情况哪里会象魏征所说的这么容易。夏、商、周三代以后社会风气日益轻浮欺诈。秦王朝任用严刑酷法,汉朝采用霸术,都是想治理却做不到,或者并不是可以治理好而没有付诸实施。魏征不过是一介书生,好说大话空话,恐怕要白白地耽误国家大事,皇上您千万不能听他的。”魏征听了十分生气,马上反驳说:“五帝三王统治时期的人民同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如果象你封德彝所说人是越来越奸诈,那么发展到现在,人人都要变成妖魔鬼怪了,那还怎能施行德政教化呢!”魏征的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但是心里却不服膺。唐太宗对此却十分欣赏,深信不疑,并采纳了魏征等人的意见。
唐太宗与魏征的这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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