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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残留分子、割什么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是批斗的对象。各个生产队的墙上到处写的是标语，各个批斗现场插满红旗，每个人胸前带着毛主席的像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穿着军装，戴着军帽，那场面，那气氛，将人们的神经绷得很紧。那时真分不清哪是兵哪是民，反正都一个样。像队长说的要与毛主席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听从党的指挥，要像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

那是果园的一个特殊年代，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

我记得那时每年过年妈妈都会请裁缝为我做一套小军装，缝上红领章，戴上买来的小军帽，简直就是典型的小红卫兵。在年三十的晚上，穿着新衣，带着新帽，我就会在堂屋里走来走去，反剪着手，像开批斗会时场部书记那样，官腔十足，偶尔还学上几句，妈妈说很像，说我有官相。不过我那时学什么人说话，多少都有点像，还偷偷学过毛主席在天安门的讲话，但被爸爸毒打了一顿。从此我再不敢学别人的说话的声音。我的爸爸在这方面是很注意的，主要是我们家的阶级成分不好。我的爷爷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小军官，后在未解放时就弃暗投明，加入共产党，本想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好好过日子，可又偏偏遇上文化大革命，整日的批斗，逼得我爷爷就差点自杀。后又牵连我的父亲和我整个家庭，没有办法，爷爷为了保全我的父亲和我们全家，就和我们断结了关系，结果他还是被押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劳动改造，一直到1982年才从劳改农场回来。我也是在那时第一次看到我的爷爷。

由于当时中国的时局在不断地变化，场部也在大喇叭里宣读一些关于中央的最近文件精神。空气中的气氛一夜之间发生质的变化。再没有批斗，没有学习班，大家似乎觉得国家在变化。家家户户天一黑就关门，没有人敢议论，只有沉默和等待。我们队的民兵连长也没有往日那样威风，枪也上缴了，上面工作组的人找过他，听说要他将文革关于批斗的事写成报告，上报上级局办等待处理。整日看到民兵连长只要一出门，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他总是戴着一顶破草帽，帽子总是压得低低的，像是很怕见人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民兵连长在文革期间是个大红人，队里谁都要服他，否则拉你出去批斗，不知是批斗具有残酷性，还是场里人胆小怕事，一听到要开批斗会，大多数人的腿都会发软，眼睛六神无定，都会想想自己是否犯错误。队领导和民兵连长站在台上，环顾坐在台下的工人，永远是那一句话：“有问题，就要向毛主席交待，向党和人民交待，否则批斗你，送你上学习班。”民兵连长背着枪，腰扎武装带，始终站在台的右边，时不时动动背上的枪，每一次动一下，台下的人，个个会显得很惊慌。现如今，队里的大多数人不再惊慌，不再恐惧民兵连长，他们在等待党中央更新的政策的到来。

要平反。迅速在果园场内传开。往日被批斗的那些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腰板明显地变直，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更加宏亮。陆续有上级来人调查材料，一些武斗分子被工作组相继带走。有些单身汉还接到通知，要调回原籍工作，有的恢复领导职务，有的要回城。在他们离开时，他们都会跪在渠道边大哭一场。的确，在思想和精神方面，他们受了十几年的折磨，身心的创伤太深，无法抹平，终于熬到出头之日，现在要走了，要离开这里，今生可能不会再来这里，多少还有点难以离舍。没有接到平反和调令的，队长家里和场部的门都挤破了，一天要打听几次。领导只有安抚他们，多少年都熬过来了，现在又有好政策，再多等几天，又有何妨呢？

单身汉中的知青，当听到他们要返城的消息以后，根本就没有心思在队里干活，队长也没有办法，就由他们，食堂每次吃饭时，饭碗个个敲得铛铛响，其实队长怕他们闹事，他也不离开他们半步，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