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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和裂缝的棚顶随处可见。

终于，谢亚龙和南勇在一间办公室里接见了几个记者。

这房间显然不是会客厅，房间里连一张多余的椅子都没有。谢亚龙与南勇站着与几个人交谈。谢亚龙的眼睛一直弯弯地带着笑意，言语之中虽然偶有坚定之辞，但总体上流露出的还是一种无奈情绪。

南勇的话语则一如既往地充满着他惯有的激*彩，但延续的却也是谢亚龙的那种无奈：“中国足协比谁都更想把联赛整治得干净透明，不过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确实超出了中国足协能力控制的范围。我们只能提请司法介入。现在，只有公安部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包括你们报纸，都不十分相信中国足协在扫黑问题上的能力。”南勇很无奈地说，“但是，中国足协现在真的很希望把联赛环境搞好。2005年中超‘裸奔’了一年，这其中的苦楚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很重视你们这次行动……你们现在来向足协反映情况，真的不如直接去公安部进行举报，这才是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半小时后，大家都站得有些累了，谈话结束。邱国栋提出要拍照，谢亚龙同意了。

“等一下，我先换件衣服。”他回身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一件西服，换掉了身上的夹克衫。镜头里出现的是谢亚龙西装革履的一张笑脸。

几个小时后，他穿着这件西服参加了中超冠名的发布会。二十几个小时后他又带着同样的表情出席了中超开幕式。临时换上的西装，镜头前故意摆出的笑脸，似乎都在折射着谢亚龙那种深深的无奈。

2009年11月初，早已下课的谢亚龙在中体产业的董事长位子上已坐了八个月之久，他在这里的日子照样难过。从中体产业8月份公布的半年报来看，他上任半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中体产业受大盘一路下挫的影响，市价也一路走低。

有事找警察（2）

这是否与谢亚龙从足球圈儿里混得的名声有关？人们不得而知。

如今的谢亚龙，他是否在关注足坛打假扫黑的风吹草动？如果关心，他是否能意识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运动员出身的谢亚龙在2005年到足协之前，算得上是一个有成就的业务干部。他对中国体育作出的贡献，应该是2000年他担任田管中心主任期间。

当时，恰逢袁伟民扶正，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他面临着两个艰巨任务——一是悉尼奥运会，二是北京奥运会。因为北京奥运会是一项政治任务，这就要求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宁可不要成绩，也不能在兴奋剂上出事儿。

谢亚龙的用武之地来了。在袁伟民的支持下，他与总局兴奋剂检测中心密切配合，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到26人，其中损失最大的是马家军。

袁伟民在不久前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对此事津津乐道。如果谢亚龙退休之后想写*，也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年的铁腕行动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来弥补自己搞足球留下的缺憾。当年，毕竟他是具体执行者，而袁伟民只是顺手摘了桃子而已。

记得谢亚龙在2008年9月9日下课后，我和一位资深的体育官员聊天，谈到了2006年3月谢亚龙的沈阳之行。我当时的感慨是——如果谢亚龙那次来沈阳是找《辽沈晚报》核实上海举报人H先生提供的涉赌线索，商讨或落实司法介入的具体事宜，真正意义上的打假扫黑行动也许三年前就开始了。如果在行动中有百八十人落网，导致中国足球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他也会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另一种假设是，三年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