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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啊，”妈妈又用那慈爱的目光望着玛丽，“他们和我们有点不一样，说话和想问题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有了意大利的大理石和德国的水龙头，他们的想法也该跟得上大家了吧。”我说，却想到了巴赫吉—他的思想有一半是现代水暖设备，另一半是辘轳、绳子和水桶，所以我也不太肯定了。

“你俩真要把我气疯了，是不是合起伙儿来要把每件事儿都搞砸哪！”

多么健忘的人！昨天她还诚惶诚恐地来询问我的想法，说如果我反对这门亲事，她可以理解呢。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妈妈。”我说。

我没有撒谎。我一直都在观察玛丽的举动，揣测她的想法。在她那挺拔的脖颈后面，我看到了一个低垂下来、等着上轭的脖子。她的反抗似乎不堪一击。自由，我心想，本身就是一种负担，它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尤其是女人，一个*女人。头天晚上玛丽还在高谈阔论她那“电脑理论”，可是就像很多人那样，她自己也没有听从“也许”和“不可能”这两种讯号的指示。有数不清的因素是她无法掌控的，这些她一定都考虑过了。也许她最终发现，听天由命，把自己的人生留给他人去决定反倒省心。此时她还光着脚在屋里来回走着，但这种调皮的样子却让人心生怜悯。现在的她，与其说像个神清气爽的模特，倒不如说像个疲惫不堪的走钢丝的人，心里巴不得早点掉到安全网里。

《瓦地的小号》　第四章（2）

“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回头的，”我说，“这门亲事还可以取消啊。”

“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应了这句话才好！”妈妈大声说。

此时，玛丽的眼里流露出一种异样的神情，一种我宁愿不要看到的神情。那副怨忿的样子活像一个斗败了的人。她虽没说一个字，却好像在暗示我还在忌妒她。我试图反驳，但又觉得心痛，因为她没看错。当初我拒绝了巴赫吉，就像赶走一只微不足道的臭虫，如今她要嫁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读过小学、以修百叶窗为生的乡下人，而我却对她心生忌妒。

出门去上班时，妈妈从后面叫住我：“梨挺不错的。也许该给客人们准备些葡萄……”

“我会买的。”我扭头答道。

我早早下班回家，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失态。爷爷也在家，刮了胡子，穿上了盛装。我也摆出了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职业笑容，好给这场面增色。我摆好椅子，把回家路上买来的玫瑰花放在桌上，把爷爷的水烟袋收拾到墙角。

爷爷像个刚上舞台的演员那样举起手来问道：“啊？连那个都不允许吗？水烟袋可是件体面的东西呢。”

“但不够时髦。”妈妈说。

爷爷假装吹了吹夹克上的灰。“时髦！他们也吃皮塔饼①和橄榄，跟我们没两样，他们也不是出门就搭直升机啊。”

看到爷爷咧嘴笑了，妈妈抗议道：“这些麻烦事儿全要我一个人扛啊！”

我觉得真正的麻烦还在酝酿呢。走进卧室，我看到玛丽蜷缩在那面小镜子跟前，泪流满面，她用眉笔在上唇画了一撇黑黑的小胡子。充满男性特征的胡子和眼泪形成的对比再鲜明不过了。我坐到自己的床上。

“我就这样出去见他们，会怎么样？”她要挟道。

我没说话。因为我和她都很清楚，她最后还是会妥协的。我问她：“要不要吃片安定？”

“我知道你放药的地方，已经吃了两片。”

“现在一定感到头晕眼花了。”我镇静地说。

“他们说，如果吃完那药再喝点酒，就真的解脱了。从爷爷那儿帮我偷点儿亚力酒怎么样？”

我放在两膝间的手攥成了拳头。玛丽回到镜子边，又给那撮黑胡子添了几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