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3/4页)

“多像你呀。”“中国人长得像的多了，让日本人看中国人长得还都一样呢。”

在内蒙古扎赉特旗一个极其偏远的小村庄，找到白万仁家。白万仁原是桓仁县拐子磨人，比程斌小一岁，早年当过“胡子”，一九三五年被抗联一师收编，后随同程叛变。白万仁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对程斌大队的事了如指掌，讲起来滔滔不绝，抗联歌曲你提个头他就能唱到尾，无一不会，整整讲了一下午，连说带唱，记忆力惊人的好，就是对自己参与杀害杨靖宇的事“糊涂”。对史志办带去的照片，凡是他认识的都能指认出具体姓名，但就是不认识自己。有几次，史志办的人特意对着照片上的他问：“这是谁？”“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这就是你。”“谁告诉你的？”“张奚若啊。”“他妈的张奚若，最不是东西。”于是，详详细细地讲起张奚若只给王佐华母亲送一次柴，再未管过王母，王母后来在家中死了许多天都没人知道。　。　想看书来

怎样的文字配走近三道崴子？（8）

最后，白万仁说：“我们这帮人呀，其实说不说自己都知道，不得好死。像我打一辈子光棍，蹲半辈子监狱；王佐华也打一辈子光棍，还在监狱，这都是报应。老程（程斌）在临解放分手时跟我们说：‘咱们啊今后就是混吧，死哪埋哪。以后少联系、少说话、少露面，夹起尾巴悄悄眯着。谁也别来找我，我也谁都不认得。’你看我躲这么老远，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能找上，这不正应了老程那句话：做人不成人，做鬼难成鬼。”

程斌为人狡猾，后来混入解放军部队，并且做了官，然而一九五一年沈阳的一个雨天，程斌打着雨伞在街上行走，一个人为避雨躲到他的雨伞下，结果程斌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曾叛变的原抗联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分别都去举报了对方，结果正处在肃反的当年，都被枪毙了。

我们知道凶手一向设法消减对罪行和屠杀的记忆，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做到事情好像完全没有发生一样。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间，纳粹下令从集体公墓将尸体挖出，然后加以焚烧，以消灭所有的证据，我知道在拉丁美洲，所有被谋杀的都成了“失踪人口”，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找不到控告的证据。但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对每个失踪者的记忆，对每个刽子手天涯海角的追捕，我们知道在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她们豁出命也要找到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她们不相信他们已经“失踪”，她们宁肯坚信孩子还活着。于是，共同的命运——或者说是死亡——把她们聚集在警察署的接见室里，法院的大门口，传说中关押左翼分子的一处处地点……最后，对体制绝望的她们来到了阿根廷象征性的历史“O”起点——五月广场。

每逢星期四，一群带着白色头巾的母亲，都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聚集，并且围着广场上一个代表共和国的标志步行请愿。她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她们失踪了的孩子，并要求政府把她们失踪的孩子还给她们。她们的孩子是在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三军人极权统治的期间被强迫失踪的。尽管军人极权统治的时代在一九八三年结束，世人也渐渐忘记黑暗的历史，但许多失踪的人至今依然音讯全无。据全国失踪者委员会的统计，有资料证明在这段其间失踪的人至少有八千九百人。但据一些非正式的估计，失踪人士远在这个数目之上。直到现在，这群母亲依旧在五月广场步行着，因为她们不能忘记每一个失踪的孩子，不能忘记过去那段黑暗岁月里失踪的每一个人。她们表示为了让世人不要忘记，她们将一直步行下去。

从这些事例来看，我们是愧对杨靖宇将军的，那些凶手的逍遥，是时代的耻辱，有一天，我会到三道崴子，也许我最好的动作是跪倒在那里，大放悲声。

那是委屈么？像头受伤的狼在夜里凄厉地号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