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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找它，至今还没有谁真正看到过。据说有一年人们运去几条大船，在喀纳斯湖里撒大网捞它，网全破了，却没见到个水怪的影子。还有一回人们把十几架电视摄像机放到水下守候，想把它拍下来，机器全都进水啦，水怪还是连个影都不现。

袁传杰干巴巴道，他知道它在哪里。

“我是研究员。”他说。

袁传杰按对方要求出示了身份证，让两位姑娘将证上的号码记录于合同书上。他签了字，按照双方约定立刻交纳部分款项，并得到小黄姑娘开具的一纸收据。他说行了就这样吧，明天一早动身。

他提了个要求，请旅行社给他安排一位合适的导游，会不会捉鱼不计较，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必须是男性。

“我这人很无趣。”他说，“别给我找多嘴的，太好奇的也不要。”

两姑娘顿时不自在了，她们面面相觑。

“袁先生，您是，这是……”

袁传杰一声不吭。

喀纳斯水怪2（1）

袁传杰在消失的第三天才引起注意。

袁传杰精心策划了自己的这一次消失，其要点是不让人及时注意到。他选择的机会很特别，以前往北京参加活动为由离开。行前他依例向市长齐斌报告，说自己参加画展开幕式后要利用一点时间，到国家几个部委联系工作，因此得晚几天回来。市长想也没想就满口应允。副市长们到首都出差，通常都不会只办一件事情，袁传杰买一张机票，千里迢迢赶赴首都，只到中国美术馆挺胸背手去背诵一段讲稿，未免成本太高，顺便多办一些事情符合提高行政效率的精神。谁能想到袁传杰是另有图谋。应当说袁传杰机会挑选得很准确，如果他在本市忽然不见，不出几小时就会满城声响，因为身边尽是眼睛。去了北京就不一样，那里的眼睛比这里多得多，但是有的看天，有的看地，少有看着他的。袁传杰选择的时间也颇见匠心：他消失的那一天是星期五，接下来是双休日，不上班，一般不找人，找不着一般也不会大惊小怪。

但是也有意外。星期日下午，有人找他了。

那一天市长齐斌在省里开会，他从省城挂来电话，要政府办公室主任张耀急找袁传杰，让袁赶紧给他回个电话，有事相商。

“他可能还在北京办事，跟我说过的。”齐斌说，“也不知道怎么搞，手机就是挂不通。奇怪，难道是丢手机了？”

市长以为袁传杰在北京碰上了双休日，办不了事情，因此滞留不归。问题是再怎么有事，联络渠道也应当保持畅通。如今街上走来走去拾破烂的都知道在腰间别部手机，下载几条彩铃，以备开展业务。袁传杰身为副市长，担任一定职务，负有一定责任，分管的工作不少，找的人很多，下级有难题要请示，上级有指示要下达，都需要联系。这人以往一向很注意，除进入一些规定必须关机或者手机信号给屏蔽掉的重要场合，手机总是开着，半夜三更亦不例外。这回让市长找不着，还真是挺奇怪。

政府办主任张耀不敢误事，赶紧亲自打电话联系，这一联系即让他目瞪口呆：袁传杰果真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本市驻京办得到了袁传杰的最后踪迹，那是一个电话。上周五上午，袁传杰从中国美术馆返回后不久就自行离开驻京办，没有谁看到他。但是并非不告而别，他给该办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已经动身，有重要事情要处理，就此离开，不回来了，驻京办不必再操心安排他的各项事务。主任不禁发急，说市长去哪儿呢？司机还在这待命哪。袁传杰说不用了，有车，现在就在车上。主任猜想袁副市长办的事可能比较敏感，因而叫了北京哪个朋友或单位的车用，这种事主任当然就不好多问了。

袁传杰这个电话非常有必要。一声不吭悄悄消失掉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