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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毒品集散地（4）

“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这句话在临泉民间颇有流传，尤其是毒贩利用贩毒赚来的钱建起的一栋栋楼房和一个个门面，无形中起到了直观的激励作用。1998年1到10月间，在云南贩毒被抓的临泉人则达到65人；而1999年3月的四天时间里，就有29名来自临泉庙岔、姜寨的毒贩子在云南落网。一个3000人小镇，竟有100多人因贩买毒品而被判死刑和无期，毒品在这里泛滥成灾，由此可略见一斑。

有位张老太也做起了贩毒买卖。因为她的小儿子被毒品害死了。她仗着自己年龄大，认为政府没办法治她，越干胆越大，经常怀揣毒品小包，拄着拐杖，走街串巷，送货上门，当街交易。她说：“毒品害了我的孩子们，我要用毒品害死别人。”

一个村民因涉毒被判刑入狱，在监狱服刑期间，小孩在家由奶奶照顾，但奶奶年老体弱，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孙子，在一次带小孩赴监狱探监时将其丢在监狱不辞而别。后来监狱给小孩买了点东西并给了1000元钱，又把小孩送回奶奶身边，但奶奶死活不收。

临泉县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写的一段很感人的话：

“我最亲的双亲都已离我而去了，失去双亲的呵护，我感到万分孤独无助。父母都已离开了我们，干脆我们也随他们而去，到另一个世界去。世间缺少太多的爱，爸妈啊！为了钱你们怎幺舍得扔下我和年幼的弟弟呀！我恨死毒品了，它使我原来和睦完美的家就这样离散了。我少年的梦被撕碎，我的心在流血。”

庙岔镇一位无人敢惹的老大控制着整个家族从事毒品买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老大的亲戚因为贩毒被抓者已达到3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毒贩老大们还有到外地把人从监狱或看守所弄出来的“扒人”本事。在临泉县，能够在外地“扒人”的人，地位很高，会受到毒贩家属格外的尊敬。这些角色通常由坐庄的老大们担任，也有担任公职的人，这些人专靠吃毒贩家属们的供奉生活。每年时常会有临泉县的毒贩在昆明、武汉、北京、广州等地被抓，所以这些“扒人”者的工作是很忙的。

在临泉县庙岔镇，家族式贩毒已不少见。一般情况下，成员多、势力大的家庭常常选择“坐庄”做生意，不会亲自到中缅边境“金三角”涉险。在“金三角”，每千克海洛因是2万多元人民币，而在临泉县交易的价格已在10万元以上，巨额利润令人瞠目。？

这些以家族、亲情为纽带结成的贩毒团伙，通常有自己的贩毒路线，有固定的供销网络和渠道，运毒和出面“送货”的人往往是家族中经济状况较差、地位低或“出道”不久的成员。毒品交易时，一般有同伙在附近望风监视，稍有怀疑即放弃交易或“丢卒保车”。零星贩毒交易时几乎都是先收钱，后交“货”，以确保“丢钱不丢货”。这些贩毒团伙多以男性为主，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以打工或做皮张生意为掩护，长期在云南、贵州、西安等地进行贩毒活动。有的常年不回家，很难予以捕获。

近一二年，这些贩毒团伙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渐发展为与外省毒贩甚至境外毒贩相勾结的贩毒合作群体。这些群体虽成分复杂，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内有外，但组织严密，手段诡秘，隐蔽较深，已经形成购、运、销或制、运、销一条龙。1998年以来，临泉县因外流贩毒被云南等外地处理410人，枪决23人。他们无论是以夫妻结伴、父子同行，还是兄妹联手、与境外联姻，都改变了以前单打独斗的做法，全是“集体”行动。

1996年以前，由于毒品来源的通道狭窄，贩毒人员较少，毒品比较紧俏，需要毒品的人寻毒购买，上门入货，持有毒品的人在家待价而估。但随着“金三角”―云南―贵州―湖北―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