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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引进的各种新作物（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适于在干燥高地上生长的作物）早已由那些打破了中国种种内部疆界束缚而迁徒他乡的人们移植到难以灌浇的山坡地上。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征战年代人口锐减的现象已经扭转，导致现代人口激增的环境已经形成。有人认为，在整个十八世纪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数翻了一番。以人数不断增加的大众百姓为服务对象，一个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应运而生。虽然还谈不上城市化，但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区域性小市镇却不断扩散发展，并在实际上使得每一个中国农民都接触到了地区性的交易体系。人们处处都在使用货币：来自西属美洲的白银推动了土地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当时，西方人自己的工业革命尚处于起始阶段，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商业活力与人口增长正在创造出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相当稳定的社会。①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黑色妖术的阴影正在1768年早春蔓延开来。

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

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描述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比之探讨进入十九世纪后中国的衰落、破败、孱弱以及无所作为，是一种令人更为振奋的经历。②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在一个稳固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之下表现出了经商办厂的天才，因而受到了整个世界的称道。中国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段杜会史时。其基调是明快的，有时甚至是歌功颂德的。西方历史学家对探讨这一“经济活动的新的与更高的形式”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③确实，研究者们为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描绘了一幅繁荣昌盛的图景。十八世纪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早在满洲征服前便已打下根基：中国的货币当时由银、铜两种金属构成，而两者的供应量均不断扩大，从而为持续扩展的国内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使之不再局限于中国的主要经济地区。国外贵金属的进口和国内贵金属生产的增加都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白银和铜源源不断地从国外流人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①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该书对关于这些趋势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概述。

②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目，在中国帝制晚期经济发展的类别下（有一个时期，这被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共列出了中国大陆地区1951至1984年间发表的565篇论文，26本专著，7部资料集。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车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016～1063页。

③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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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外部世界所需的其他产品。交换过程变得更有效率，从而使得农民能够专职从事商品化的作物生产，并促使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政府则利用货币流通的加速来推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①这种发展图景，早在十六世纪末便可以看到，而当整个国家从明朝的崩溃与满清的征服中恢复过来时，又在更大的规模上出现。随着白银的输入，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但一般来说，这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它不仅使农民在出售农产品时更有利可图，而且也增强了他们的纳税能力。在十八世纪的长期通胀过程中，投资者十分活跃。②这就是我们能够为这个充满活力却又闹闹烘烘的时代描绘的图景。那么，这一切究竟对人们的社会态度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为了对1768年这场大危机的背景有更好的理解，对此进行探讨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对这一点实在是知之太少了。我们的探讨将从长江下游地区开始，因为这里正是叫魂危机最初发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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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艾特韦尔的著作为人们理解晚明经济中白银货币所起的作用打开了通路。尤其请参见他所著《关于中国与日本“十七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