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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从事施琅研究、此前曾发表哪些施琅研究的论著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施先生是到了中国内地重视施琅之时为迎合时势才研究施琅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斯雄不是说他正在晋江衙口施琅纪念馆获赠一册《施琅将军传》且谓其读过该书的“前言”吗？而就在“前言”中，施先生已明明白白地指出，他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开始从事施琅研究”的，并且于1987年就已出版其施琅研究的奠基之作《施琅评传》（厦门大学出版社）。在这部20多万字的专著里，他为施琅翻案，认为施琅是中华民族的功臣。1998年又出版70万字的《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把施琅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其间他还发表了不少研究施琅的论文。不必讳言，在20世纪80年代从事施琅研究，并无“时势”可“因”，而且困难多多。对此，施伟青先生曾提到：“至于施琅研究，可谓步履维艰。因为首先这一研究基本上属拓荒性质，须常外出搜集资料，调查采访，但没有任何研究经费，虽数次申请立项，但都落空；寻求赞助，也皆碰壁，所以只好挤出部分工资充作费用。外出只能乘坐最廉价的交通工具，住宿最廉价的旅馆。个中艰辛，终生难忘！再者，我姓施，恰与施琅同姓，所持评价施琅的观点又和过去指斥施琅是‘汉奸’、‘叛徒’的看法不同，而认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因而便有人想当然地判定我是施琅的后裔，指责我是‘汉奸’的子孙为‘汉奸’翻案。这无疑是搅乱人们视角的最便捷的办法，可惜它不属于学术讨论。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劝我，发表研究施琅的论著，在署名时，最好把‘施’去掉，以免引起他人的误解。呜呼！施姓何辜？不过，后来我终于悟出斥责者的真正用心，于是便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放弃施琅研究，反而加大了力度，且在论著署名时一定要把‘施’字写上。”（见施伟青著《中国古代史论丛》，岳麓书社，2004年，第637～638页之“后记”）可见斯雄谓施先生“因时势而强做翻案文章”，纯属诬陷。这恐怕要涉及所谓“立身之本”的“人品”问题了吧？问题还不限于此，斯雄不加区分地统指誉施琅者为“有点内地背景”。既然他不赞同赞誉施琅，看来他不属于内地人，若此，他是“有点”海外背景了。综观其文章，不难发现，他是在“教导”人们，如果你跟一个上司，即使这个上司的所作所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你也不能背叛他，否则，就是“失节不忠”，要背上“骂名”。而今海外不就有这样的人物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恐怕是斯雄写那篇文章的真正用心吧！2008年元月27日附2：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以谁命名方　余　平以历史上的功臣、名人为军舰命名，是近现代国际上的惯用做法。给中国今后服役的航空母舰命名，自然更要精心考虑，有人提出施琅之议便包含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寓意。近年来，内地一些人面对台海形势，常引用300多年前施琅攻台之例，甚至将其与当前反“*”类比。不过国内一些熟悉历史的人却认为，抬出与吴三桂这类不义之人并列的施琅在道德观上十分不妥，将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相提并论更是荒谬绝伦，抬出施琅来激励反“*”将弊多利少。攻台属统治权之争大陆谈历史时一直颂扬南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对郑氏集团的叛将施琅则按传统观点视为投降满清的汉奸。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大陆史学界强调满清入关后即为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洪承畴、施琅等人被摘掉了“汉奸”的帽子，吴三桂仍受贬斥的罪名也是发动叛清的“三藩之乱”。近年一些人又引发古为今用之想，按非正即逆的单向思维，认为与“正统”王朝对立便是分裂，于是把郑成功之子郑经抗清之举视为“*”先声，而对康熙皇帝任用施琅攻台大加颂扬。若考察历史，可看出郑氏三代人占据台湾的抗清之战，根本不是想搞什么“独立”。1644年